当欧洲人看到布什总统由于新奥尔良的卡特林娜飓风造成的死亡、破坏和混乱而焦头烂额之时，有些人难免拍拍肩膀说：“感谢上帝，我们的社会团结共济。”

        的确，没有任何一个称职的欧洲国家政府会让其国民陷入如此悲惨的贫困，而无法在面临自然灾害的时候从他们的家园中逃脱。而且，卡特林娜飓风深刻展示出美国穷人无依无靠，所有的欧洲人，不仅仅是那些左翼人士，都深感震惊。

        但是，这一担忧和感受未免有些过于自我恭喜，因为，如此就可以让欧洲人粉饰他们所面临的其自诩的团结共济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尽管欧洲的社会团结共济主义标榜公平和平等，但是它却掩盖了一个在高端收入上极为不公的“圈内人的社会”。由于欧洲顽固拒绝使用价格和市场机制来分配关键商品和服务，因此，福利国家的精英们得到最好的医生，最佳的音乐会座位以及最佳地段的最好的公寓，诸如此类。当获得多少财富取决于结识权贵，圈外人就难以竞争。

        令人惊讶的是，欧洲对待精英份子同美国相比差别不大。美国通过减税给精英们优惠。欧洲则是通过对他们处处优先和把税负减免交与资本而给精英们优惠。

        其次，尽管像新奥尔良的丢脸的事情永远不会在欧洲发生，但是欧洲的社会共济却由于没有把经济增长的好处有效地交付给低收入群体而失败。这可能是福利国家最明显的弱点。尽管社会共济和经济增长绝非不可兼得，欧洲人却非常不明智地选择了福利国家的一种没有效率的种类。

        阿克塞·韦伯是一名社民党人士，新近被总理格哈特·施罗德任命为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他说：“劳工市场是关键。在欧洲，我们需要更为灵活的劳工市场和更多的结构性改革。”

        但是欧洲的社会团结共济过多地通过经济上花费巨大的直接干预劳工市场、而非更为市场中立的方式来追求其目标。例如，为了保护工人的工作，欧洲的福利国家令得公司难以解雇工人。但是，一旦无法解雇，就无法被雇，无法遭解雇，也就不愿辞职。这就意味着失业的人无法找到工作（即使有有用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做），而且有工作的人不愿转到可能更好的工作。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持续的高失业率和劳力僵化。

        委实不必如此。可以通过财政手段，而非直接干预劳工市场来实现社会重新分配。福利国家早期就是如此。但是，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高涨的应得权利革命”的立足，工会采取的立场是，工人不仅有权工作，而且有权得到自己选择的地区和单位的工作。这种福利国家的模式对于欧洲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破坏性是巨大的。

        最后，尽管欧洲的左翼人士可以在卡特林娜飓风之后夸耀地宣称：“感谢上帝，我们的社会团结共济”，但是，“我们”的含义却存在很大疑问。欧洲民族国家的同性在降低，移民对于社会共济造成日益增长的挑战，而欧盟作为整体面临一个相似的两难选择：一个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与一个在雅典的希腊人之间是否应该与一个在鹿特丹的荷兰同胞一样感受团结共济呢？

        这样就把我们带回到卡特林娜飓风问题上。灾难之后，有关美国人如何相互漠不关心的评论和文字成篇累牍。而且也不应否认，至少在可怕的危机发生前，让纽约、缅因州或者犹他州的人们为新奥尔良的堤坝慷慨解囊是困难的。

        但是，欧洲情况就不同吗？荷兰是否会慷慨地资助希腊的公共基础设施？希腊人是否会资助荷兰的海水控制工程？如果把欧盟作为参照，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共济与美国各州之间的团结共济未必差别很大。

        无疑，在其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上，美国存在十分现实、而且不断增长的问题。但是，欧洲人在批评之余应当认识到，欧洲自身也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