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最近几周是欧元问世11年来最刺激也最重要的一段日子。先是希腊危机和救助。当危机蔓延到葡萄牙与西班牙，又出台了1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最后，欧洲央行史无前例地购买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券。在1个月以前还显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全都发生了。

种种惊人然而错误的预言也令这两周更加波诡云谲。什么希腊会被踢出欧元同盟咯；什么欧元区会分裂成一南一北两个同盟咯；更有甚者，说如果德国不支持救助方案，欧元乃至欧盟都会解体云云。

然而，欧盟各国领导人没有选择亮牌，而是加倍下注。他们明白，如果押错了宝，这个赌局的代价会十分巨大。他们明白，各自的政治生命都押在这上头了。他们也明白，既然已经下了注，也就不能反悔了。

那些预言欧元崩溃的人之所以会错，是因为不懂政治。欧元是欧洲一体化的象征。欧元的缔造者之一，欧盟委员会前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曾把单一货币誉为“欧洲王冠上的宝石”。放弃欧元就等于宣布，整个欧洲一体化方案以失败告终。

救助希腊的政治博弈固然惹恼了德国人。安格拉·默克尔固然是二战后第一位战后出生的德国总理。但她的见解和行为方式受制于她所处的那个社会，而那个社会的心态又受制于二战那段历史。对默克尔适用的情况仍然对整个欧洲适用。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各国领导人会咬着牙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

可是，既然已经加倍下注，欧洲人就必须让他们的货币同盟正常运作。欧洲有很棒的钞票，也有很棒的央行，但它缺少一个货币同盟所需要的其他一些要素。它需要创造那些要素，而且得快，这就必须触动那些向来视为禁忌的话题。

首先，欧洲需要一个有实际约束力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这一点有望实现，因为德国会坚持到底。正如欧洲委员会所提议的，加强后的《公约》将为高负债国家设定更严格的赤字上限，而且取消一切例外和豁免。各成员国政府得让欧盟委员会事先监督它们的预算编制过程。

其次，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得变得更加灵活。当年美国之所以能统一到美元旗下，一部分原因是劳动力的灵活流动。鉴于欧洲的文化和语言壁垒，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不太可能达到像美国这样的程度。

那么，欧洲就应该转而依赖工资的灵活性，以增进其落后地区的竞争力。在这方面它做得也不够。然而近来西班牙和希腊削减公共部门工资的做法证明，欧洲实际上是可以提高工资灵活性的。如果哪个国家的工资议价集团从中作梗，欧盟委员会就应该发出明确的告诫，要求该国推动改革。

第三，欧元区需要财政互保。对于那些已经完成财政整顿的国家，一旦它们受到副作用的冲击，应该有一个临时提供财政转移支付的机制。

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是说要建立一个“转移支付同盟”，像希腊那样的国家持续转移支付——德国人就怕这个。而是说，向那些在危机前预算平衡，却受到房地产崩盘和经济衰退冲击的国家，比如西班牙，提供临时转移支付。而且，这种财政互保是双向的。

第四，欧元区需要建立一个紧急融资机制。紧急事态不应由现行的27国财长月度例会来处理，那个例会为了在亚洲市场开盘前达成决议，总是搞得神经兮兮。而欧盟各国领导人，也不应在陷入绝望的时候才强拉欧洲央行来帮忙。应该有一个规定明确的出资机制，谁负责，提供多少钱等等都应明确下来。每次需要行动的时候，也不必获得27国议会的一一批准。

最后，欧洲需要协调一致的银行监管。希腊危机之所以如此难以处理，原因之一就是，欧洲的许多银行都处于资本金不足、杠杆过高的状态，大把希腊债券烂在手里，所以债务重组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因而加剧了希腊的债务压力。

而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欧洲的银行监管还是处于一场“放松监管竞赛”的状态中。作为一种可能解决方案的监管者委员会仍付阙如。既然欧洲有一个单一市场和一个单一货币，它同业也需要一个单一的银行监管者。

这个行动纲领令人望而生畏——有人会说根本不现实。但这恰恰是欧洲需要的纲领——如果它想让它的货币同盟正常运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