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欧洲执委会否决我候选资格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意大利政府向欧洲委员会提名我为欧盟专员，而有人却宣称我曾在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司法和内政执委会前发表反同性恋言论，因此我被迫退出选举。如今当所有的争论都尘埃落定，新委员会也已就位，该来看看从此事件中我们可以汲取何种教训了。

第一个教训涉及到政治信息和报道准确的必要性。只有对热点事件进行公正报道，才能有民主政治。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各自喜好发表评论、评价事件。但是媒体必须高度忠实于事实，否则，讨论就会过于失真以至于公民们不能准确评估它们的意义。记者没有权利为了歪曲事实而重造事件。

在我的案例中，对我的主要控诉可谓无中生有：我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关反同性恋的评论，也没有越权将同性恋引入辩论。这都是我的对手做的。我没有引用最招非议的“罪孽”一词，也没有在辩论中将它与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再次申明，那是我的对手做的。

而我所说的是：作为一个严格遵守教会教义的罗马天主教徒，也许，我会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孽。但是，除非我说过并且也相信同性恋是一种罪孽，否则我的信仰不应该被曲意理解为会对我的决定产生任何影响。但是我没有说过这类话。

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持不同道德观点的人们在法律的共同约束下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在法律还是在政治领域，我都一贯明确支持无歧视政策。我在听证会上引用的介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区分概念不但不被人们所接受，更糟糕的是，它被夸张讽刺后，被宣布为是错误的。

事实上，执委会进入了这样一个道德信仰的范围：宣称任何对同性恋坚持消极道德评价的人不适合当选欧盟执委会委员。这意味着任何坚守大部分基督教义的人们如今将在欧盟中被视为二等公民。根据这一原则，Konrad Adenauer, Robert Schuman, 和Alcide de Gasperi这三位缔造欧盟之父，也难以符合标准。

如果一个议会委员会纯粹因为政治原因通过一项反对一名议员的政治判决，又有什么错呢？从很多方面来说，我被否决提名一事， 只是另外一场政治斗争：输赢各有其人，但是你不能因为你输了就说你受到了非公正的歧视。

但是欧洲执委会对欧洲议会并不负责，就像国家政府对本国议会不负责一样。欧洲议会对欧盟成员国提名的欧盟执委会委员候选人没有直接否决权。在欧盟议会委员会之前召开的提名委员候选人公听会只应该简单地考察此人是否胜任他（或她）将在执委会内主管的领域，是否有道德污点——即，明显存在此类道德缺陷将失去资格。

现在根据否决我提名资格的执委会来看，坚守大部分基督教信条是导致这一“道德”不合格的原因。这种观点所包含的意义深远且惊人。万一它被普遍接受，那就将暗示着，只有拥护欧盟目前持有的官方道德准条，才能全权行使公民权利，获得公共权力。

这种暗示不仅令人难以忍受，而且它还会通过一种半官方的、对宗教信仰的对抗，日益削弱并分离欧盟。 此外，对这种忠诚拥护的要求是对欧洲发展重要步骤之一的一种摒弃。

大约300年以前，信奉宗教的人们就已经明白，无论是持不同信仰者还是不可知论者，都不能被剥削其在公务办公室内任职的资格。如果我所忍受的道德测试站得住脚，那就意味着欧洲已经又回到了原点：不可知论者不再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持有宗教信仰和持有不同道德观点不应该是把某些人拒在公务职位门外的原因。

我希望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司法和内政执委会将重新考虑它的行为，“卜丁格利昂事件”也将会仅仅作为一起普通的针对个人的不公正政治事件，而不是预示着持有宗教信仰者的二等公民身份的开端。

另一方面，如果欧洲议会成员顺势遵循我的案例逻辑，如果我的回避为一贯的政策提供了依据，欧盟就会走上一条建立道德警察、重设现代宗教法庭之路，那将会彻底毁掉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