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

据说，在欧洲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上，欧洲央行行长都会展示一张欧元区16个成员国工资水平的动态图。该图表显示，在过去十年的发展变化中，那些陷入困境的国家（例如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相对于德国来说的竞争力下降了约20%。换句话说，自从1999年以来，德国工资的涨幅比南欧少了20%。

答案很明显。由于竞争力的下降，加入欧元区的南欧国家必须削减其工资加以平衡。

考虑到以上因素，欧盟主席龙佩领导一场针对欧盟各国经济政策架构的根本性改革。在此次改革的首次会议上就提出了竞争力指数概念，一旦欧盟发现数据有所偏差，就会迫使成员国采取“补救行动”。

这种方法其实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竞争力一般以单位劳动力来衡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提升其实就是另一个国家的下降。如果想要提升一些国家（西班牙，希腊）的竞争力就需要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经济衰退加以配合。

调整的过程往往都是提高劳动力成本低国家的工资水平，而不是降低劳动力成本高国家的收入。官方对此的反映是，没有国家应该被迫调高工资。如果结构性改革提高了生产力，所有人都会由此而受益。

这当然是对的，但这还没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会随着其他国家的上升而下降。

即便假定欧元区内部有如何分配各国竞争力高低关系的协定，但这些国家也不是计划经济体。如果由于市场导致私人企业的工资下降，政府同样不能出手干预。

当然，政府可以削减公共部门的薪资。这也是目前希腊和西班牙政府采取的措施。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公共部门的工资变化对私营企业的工资有任何影响。

那提高生产力效果如何呢？即便政府可以通过结构性调整来快速提高生产力，生产力提升也不能说一定能增强竞争力。

实际上，欧盟内部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最高劳动生产力的国家常常失去竞争力（例如爱尔兰）。

这是为什么呢？高生产力自然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下降，但同时也会被工资的上涨抵消。生产力的增长一般比不上工资的增幅。

真正地问题是，工资由什么来定？各国的统计显示，过去十年中，工资的增加主要和内需的大幅增加有关联，例如说西班牙和希腊。

是工资拉动需求，还是需求拉动工资？一旦失业率大幅减少，绝大多数的南欧国家的竞争力就下降。原因不是缺乏结构性改革或是工会的无理要求。而是由于信贷泛滥（例如希腊）和基建增加（例如西班牙和爱尔兰）导致的内需扩张。这种过渡消费和基建导致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受到保护的服务业，由此推动工资上涨。

如果内需过旺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应该这样来处理。国际资本市场已经对这些国家收紧信贷。南欧国家的财政紧缩政策也会大幅减缓内需。如果劳动力市场是流动的，就会导致工资下调。实际上，这才是关键点：劳动力市场能自由调节。

当然，这样的调整就会相对容易些，即便德国的工资没有下调。但如果德国失业率减少，过去出现的工资上调也不太可能发生。

那种认为政府“必须提高竞争力”的观念导致经济政策调整过度，政府和欧盟一直试图影响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对于本次危机或许有效，但如果各国内需不同，那就不会对竞争力差异起什么作用。

结构性改革当然有用。但要想提高生产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不一定就能提高竞争力。目前南欧国家需要的是削减内需以应对没有外资输入的困境。只有经过一段时间达到新平衡后，劳动力市场才能正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