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领导人刚刚举行过会议，从这次《宪法条约》表决失败中汲取教训。但他们不用到处寻找原因，实际上，他们只需正视镜中的自己，直面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太久以来一直耍弄的欺骗性花招所带来的后果。

多少年来，这些领导人一直希望能从改革中牟取利益，同时躲避随之而来的指责，因此他们常会让驻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为不受欢迎但却必要的改革措施承担政治怒火。于是他们痛苦地向人民抱怨那些"布鲁塞尔官僚"及其不民主的政策。

但这些领导人忘了人民可能真会相信他们的话。因此当的确赞同欧盟宪法的法国和荷兰领袖询问本国人民对欧盟的看法，他们得到了对自身态度的忠实反映：人们不喜欢改革，也不喜欢"布鲁塞尔官僚"，不管有没有宪法全都如此。

转嫁指责的游戏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欧盟成员国政府处理放宽对产品市场管制问题的方式。

放宽对产品市场管制能带来巨大的好处。打破垄断常会使价格大幅下降，使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因为同样的薪水购买力大大增强。

看看电信及航空领域所采取的放松管制措施，它们从低成本数据和人员运营商那里成功地引入了竞争。放松管制还将带来规模经济，进一步降低售价，正像我们从超市而不是街角杂货店购物时亲身体验到的那样。

但放松管制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破坏。消费者从中受益，但某些工人却会为此付出代价。现有的公司通常适应起来会比较困难，而新的、学习型的公司会取而代之。在上述过程中，原有的公司倒闭，工人遭到裁减。收益丧失殆尽，这一点只要想想放松航空市场管制对飞行员薪水的影响就清楚了。即便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失去的一样多，也不能因此解除那些失业人员的痛苦。

无论如何，只要为失业人员建立可靠的安全网络，那么放松市场管制的好处就会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问题。但这并没有降低政府执政过程的难度，因为好处是分散的：享受机票低价的消费者可能不会把这归功于放松管制。与此相反，代价却异常集中：冒着失业危险的航空公司员工对放松管制和裁员之间的联系却异常敏感。

当然，政府可以努力解释为什么要放松管制，但对他们来讲，自己退到幕后，把"布鲁塞尔官僚"推倒台前，让布鲁塞尔官员、实际是欧盟来承担所有痛苦的罪责却要容易得多。而"布鲁塞尔"是否真的存在越权行事，把超过各国政府所允许限度的放松管制强加到他们头上？上述的免责假设根本不能成立。

我们可以再次从放松对航空业管制的案例中得到启迪。过去10年来，国家政府两次明确赋予欧盟权力，授权欧盟限制对经营不善的航空企业发放补贴。政府没有必要放弃上述领域的权力，可他们自己选择了放弃，而当本国航空企业陷入困境时，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阻止他们公开地强烈抨击 "布鲁塞尔"所采取的限制措施。

作为"反布鲁塞尔"投票的始作蛹者和见证人，欧洲政府现在该做什么呢？

好消息是取消对产品市场的市场管制已经基本实现了，因此也就没什么必要再玩指责布鲁塞尔的游戏。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设计更完善的社会保险系统，以便最大程度地减轻市场重新配置所带来的痛苦，不管重新配置的理由是放松市场管制、技术进步还是市场全球化。

当然，取消某些产品市场的管制仍然是必要的，在服务部门尤其如此。虽然Bokestein 服务指令没能起到积极作用，但欧洲消费者为很多服务付出的代价过高却是不争的事实。举一个例子，打破法、意等国公证行业的垄断将大大减少房屋买卖的成本，从而降低住房成本，使劳动者能花更少的代价实现向工作地点附近的迁移。

欧洲政府面临着三种选择。他们可以干脆停止产品市场改革，也可以出于同样原因，停止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进程。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屈服于这样的诱惑。

他们也可以继续玩转嫁指责的把戏，让欧盟推行改革的同时对那些布鲁塞尔官僚大加挞伐。但现在欧盟各国的普遍焦虑表明了这种策略的危险性。此外，劳务市场政策不属于欧盟的管辖范围，因此国家政府只有依靠自己，而不能再走指责布鲁塞尔官僚的老路。

最后，他们可以协助"布鲁塞尔"界定和设计产品市场改革，而后向本国选民大力宣传改革内容和欧盟所起的作用。如果欧洲领导人有足够的智慧选择这种做法，那么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的惨败毕竟还起到了一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