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罗马条约50周年的庆祝来得正是时候。因为，现在是欧盟结束其在法国和荷兰拒绝欧盟宪法后自我实行的“反思阶段”，并且重新开始50年前在罗马开始的联合进程的时候了。

这一反思阶段毫无实际反思，而欧洲领导人并未向欧洲公民提出任何新的根本性愿景。那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其有关欧洲政策的首次议会声明中所称的欧洲“重建”又如何实现呢？

在理论上，在欧盟的未来上存在三种相互竞争、根本不同的愿景。有些依旧采取“民族国家的国家”形式。这些思想家经常被错误地称为“联邦主义者”。他们把欧盟宪法称为朝向欧洲联邦的必要一步。

人们宣称民族国家的道义实质被过往的敌对所大幅削弱而给这样一种联邦提供理由，或者联邦可以作为限制潜在的新冲突的切实的预防性措施。而且，英国政治学家摩根曾经说，一个强有力的泛欧身份认同概念同样要求泛欧国家，欧洲的精英们如果维持对美国的永久性战略依赖立场是不负责任的。与这一观念有关的是，只有一个强大的欧洲才能够挽救“欧洲社会模式”。

但是，过去几年已经表明，组成欧洲的国家大多数并不支持联邦，有关被否决的欧盟宪法的辩论强调了这一点。实际上，许多“联邦主义者”的论点看起来是可疑的。特别是，不存在单一的欧洲社会模式。举例来说，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地中海国家以及像爱尔兰和英国那样的“自由的大西洋国家”之间的差别在某些时候要比欧洲整体和美国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近年来，有关欧盟的另一个观点已经植根，那就是所谓的“超国家多元文化主义”。这一观点要求欧盟的主要功用是允许并维护多样性和差别。这一欧洲并不是寻求成为传统单一同质国家，而是“多元化的社区”。借用法学家维勒的词语来说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一愿景中，宽容成为基本的欧洲美德，而欧盟的特性作为具有联邦法律而无联邦国体的实体被认为是一种优势，而非弱点。

因此，超国家多元文化主义也就拒绝联邦民主。他们相信，可行的情况最多是所谓的“多民民主”，也就是，不是单个民族的统治，而是多个民族的统治。这些多个民族有意确保并寻求维持他们的多样性。

这一愿景的要素看似引人入胜。但是，欧洲各国领导人促进这种泛欧多元文化主义，同时又极力谴责国内被指称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幻觉。这已经在几乎所有国家成为标准的政治说教。这些领导人有多少可信度也就令人怀疑了。

第三个愿景基本上是根本没有愿景，而是为如今存在的欧盟官僚体制辩解。从这一技术官僚观点来看，今天的布鲁塞尔维持了某些功能，而即使在某些民族国家内部，这些功能都经常被分派到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中。中央银行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公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政策领域，特别是社会政策和教育，依旧在欧盟成员国的指导之下。

结果，布鲁塞尔不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个管理当局，而这经常对欧洲消费者有利。技术官僚们宣称，这一当局反过来是国家内部和超国家制衡制度的一部分。这一制度尽管并不像国内民主，但可以可靠地防止专制主义在布鲁塞尔生根。

这三个愿景并不完全偏离欧盟的现实或者其未来可能。联邦已经遥不可及，但依旧在政客们的讲话中获得敬意，好像不同的结局是不可思议的那样。多民民主派赢得支持，是因为他们的愿景趋向于强化现实状况并且让几乎所有的选择都有可能。技术官僚们反过来认为他们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确定，以至于被指称的合法性危机没有显现。

但是是否存在一个泛欧洲的政治理解，可以就此达成共识，或者实现多数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坚持以现实主义的做法处理欧盟，将其作为“联邦体”则可以替代高瞻远瞩的愿景。经典的论点是，欧盟就像是一辆自行车，必须总是向前以避免倒下。这一论点根本是不正确的。反思阶段对于联邦主义者而言可能是沮丧的，但是它同时也证明，欧盟即使在停滞阶段依旧继续。

布鲁塞尔的精英们不大可能不再骚扰就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的高谈阔论依旧在极度悲观主义和某种亲欧洲的公共关系之间摇摆不定。这一亲欧洲的公关只是关心如何最好地向欧洲公民“兜售”欧盟。但是，如果没有能够兜售自己的愿景，那时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