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欧盟是在卡尔·波普尔所谓的“零碎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思想下产生的。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欧洲合众国”思想的启发下认定，通过设定有限目标、动员达到这些目标所需的政治意愿并最终缔结要求各国牺牲在政治上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的主权的条约，这一目的可以逐步达到。战后的煤钢共同体就是这样最终转型为欧盟的——每次都踏进一步，并且知道每一步都是不完善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再向前迈进下一步。

二战殷鉴、苏联的威胁、以及深度一体化的经济利益给了欧盟缔造者必须的政治意愿。这一过程为其自身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而苏联的解体和德国的重新统一让这一过程看上去有了非常美好的前景。

德国人认为，更加深入的欧洲一体化是德国重新统一的必要条件，德国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德国人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调解国家间利益冲突，在德国的帮助下，欧洲一体化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和欧元的诞生中达到了高峰。

但欧元是一种不完全货币：只有中央银行，没有中央财政。欧元缔造者对这一缺陷心知肚明，但他们认为，随着需求的出现，更进一步所需要的政治意愿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欧元还具有其缔造者所未察觉的缺陷。他们是在一个错误的观念下徒劳地工作着——金融市场能够纠正其自身的过剩，因此只需设计解决公共部门过剩问题的规则就行了。而即使在公共部门问题上，他们也过度地依赖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决策。

但过剩主要出现在私人部门，因为利率趋同造成了经济趋异：低利率在疲软国家吹起了房地产泡沫，而最强劲的国家德国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以应对重新统一带来的负担。与此同时，普遍使用的不健全金融工具和欠审慎的贷款行为严重拖累了金融部门。

随着德国的重新统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已经不复存在，金融危机则拉开了欧洲分裂的序幕。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各国必须保证不会再有具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破产。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认为不应该实行欧盟联合担保，各国必须自己打扫自己的后院。这就是今日欧元危机的根源。

金融危机迫使主权国家用其自身信用来取代破产信用，欧洲也不例外，每个国家必须各扫门前雪，这就使人们对欧洲政府债券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风险溢价扩大了，欧元区被分解为债权国和债务国。德国的角色出现了180度大转弯：从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变成了“转移联盟”的主要反对者。

这就造成了速度不一的两个欧洲，债务国在债务重压逐渐沉没，而盈余国则在大步向前。最大债权国德国可以对援助计划指手画脚——这一计划带有惩罚性质，可能使债务国走向破产。与此同时，德国是欧元危机的受益者，因为这压低了汇率，进一步提振了德国的竞争力。

随着一体化转变为分裂，欧盟上层建筑的作用也发生了逆转，从走向统一的先锋队变为了捍卫现状的保守派。结果，任何人只要认为现状不合意、不可接受、不可持续，他就必须加入反欧洲立场联盟。而随着债务国逐渐走向破产，民族主义政党（比如芬兰的真正芬兰人党及其他同类欧洲政党）开始逐渐强势。

但欧洲上层建筑仍在辩解称，现状不可替代。金融当局为了赢得时间不惜饮鸩止渴。但时间并不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两种速度的欧洲正在使成员之间的距离国越拉越大。希腊正在迈向无序违约和/或货币贬值，其后果难以预料。

要遏制甚至逆转这一不可避免的进程，希腊和欧元区均必须采取B计划。希腊违约已成无可不免之势，但可以以有序的方式发生。希腊违约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的传染——希腊发生的一切都可能在葡萄牙再度出现，和爱尔兰的财政状况也可能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其他欧元区国家必须筑起高墙。这意味着欧元走强，而后者又可能要求欧元债券的更广泛的使用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泛欧元区存款保险机制。

要产生政治意愿要求欧盟本身也采取B计划。欧洲精英必须还原欧盟创立的指导原则，认识到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具有先天性的不完美，而观念注定是有偏颇的，机构注定是有缺陷的。开放社会从不将现行安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当先行安排失灵的时候，开放社会并不排斥替代方案。

用“当现状已不再能够持续时，我们应该寻求欧洲解决方案，而不是各国各自为政”这一思想将亲欧洲的沉默的大多数动员起来并非不可能。“欧洲人”的数量肯定要多于真正的芬兰人和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反欧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