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Henryk Broder最近带着鄙夷发出控诉：“欧洲，汝之姓氏曰绥靖。”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这个短语是如此真实。由于英国与法国——这两个当时的同盟国，在认识到希特勒需要靠战争打败之前谈判且犹豫了太久，（因为希特勒是不可能被无效的协议束缚住手脚的），绥靖政策让成千上百万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付出了生命代价。

之后，绥靖政策让共产主义先在苏联、后在东德、接着在欧洲东部其余国家内合法地得以稳固扎根，在那里，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统治了数十年的非人道的、压迫人民的凶暴政府。

当波斯尼亚和克索沃地区的种族屠杀日益猖獗之时，绥靖政策以同样的方式削弱了欧洲。事实上，即使我们拥有绝对证据证明那里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我们欧洲人却还在辩论、辩论，然后还是辩论。当最终美国人从地球另一端跑来再次进入欧洲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在辩论。

欧洲还没有吸取教训。与其说欧洲的绥靖政策是在保护中东民主，还不如说它在“等距离”这个模糊字眼的掩饰下，看来是在支持原教旨主义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实施自杀性爆炸。同样地，欧洲对于和平运动唯我独是的态度促使欧洲人允许自己忽略那在萨达姆折磨和谋杀机构下死去的近500,000人，转而激昂陈词地指责乔治W·布什是战争贩子。

即使在它发现那些对美军伊拉克行动批评声最高的评论家在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丑闻中获取了数十亿不法资金——事实上高达上百亿美元，这种伪善还在继续。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一种特别奇怪的绥靖形式。德国是如何应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在荷兰、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发动的不断升级的暴力活动呢？建议对这种野蛮行为所采取的正确反应——让我们来看看——竟是在德国发起“穆斯林节”。

我真希望我是在开玩笑，但是我没有。德国政府的重要部门和德国人民——如果公民投票可以相信的话，居然相信建立一个官方的国家穆斯林节就可以从某种程度上使我们幸免于狂热伊斯兰分子的愤怒袭击。这使人不禁想起英国的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慕尼黑归来途中，挥舞着那份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签署的可笑的条约，宣布“这个时代的和平”的到来。

在欧洲公众和欧洲政治领导层明白这个世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之前，还会出现什么必然的暴行呢？ 某种“十字军东征”此刻正在进行中（一个包括伊斯兰分子发动的针对平民的系列袭击的非道义运动），它以反对自由、反对开放的西方社会、并一心一意要进行彻底性毁灭为目的。

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很有可能比上世纪的重大军事对抗持续得还要长久的冲突——一个无法被“容忍”和“顺应”驯服的军队所发起的冲突，因为那个军队正是受到这种态势的鼓励。这些反应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软弱的信号，并且它们会一直被伊斯兰分子认为是软弱的表示。

只有近期的两位美国总统有勇气避开这种绥靖政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美国的评论家们也许会在细节上诡辩，但是我们欧洲人心里是知道事实真相的，因为我们曾经亲眼目睹。里根结束了冷战，将一半的欧洲从将近50年的恐惧和苦役中解脱出来。只有社会民主党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支持的布什总统，超越道德信念采取行动，意识到了今朝伊斯兰反民主之战中的危险所在。

与此同时，欧洲却在多元文化的绝境里带着其一贯的愉悦和自信袖手旁观。它没有捍卫自由价值观，也没有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真正强大的力量在同一个战场上共同扮演一个有吸引力的权力中心，它什么都没有做。相反，比起所谓的“傲慢的美国人”，我们欧洲人表现出一副世界“容忍”冠军的样子，就连德国的内务部长奥托·席利（Otto Schily）都忍不住要批评了。

这种自满的反应来源于何处？它的出现是否因为我们是如此道德？

我恐怕这种反应是由于我们欧洲人是如此唯物主义，如此缺乏道德指标所导致的。由于布什直面对抗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政策，他承担了美元贬值、大量额外国家债务以及美国经济背负上长期巨额负担的风险。但是和大部分欧洲人不同，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识到了如今每一样对自由人至关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危如累卵。

当我们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攫财大亨”对他们的优势表现得太过肯定而对他们批评责备之时，我们害羞地捍卫着我们的福利国家。我们叫嚷着“置身事外！那个代价很昂贵。”因此，比起保卫自己的文明，我们选择了讨论减少每周35小时的工作时间或提高牙医服务的覆盖率，或延长我们每年四周的带薪假期。或许我们听着电视中牧师有关“向恐怖分子伸出援助之手”的布道，而学会了理解和谅解。

这些天，欧洲让我想到了一个老妇人，当她发现一个强盗闯入邻居房屋时候，她用颤抖的双手发疯似的藏起她最后一件珠宝。绥靖政策？那只是开始。欧洲，你的名字叫作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