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评论家们通常指出，在缺乏政治一体化的条件下，货币一体化注定要失败。我同意评论家们的结论，但却不能苟同他们的假定前提，因为目前为止，与单一货币的成功休戚相关的正是欧盟成员国的政治义务。

换而言之，欧盟确实组成了一个政治联盟。欧洲的经济一体化——从所有方面来看——都反映了将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意愿，在我看来这至少暗示着欧洲的经济和货币一体化是不可扭转的。

自从1952年六国设立欧洲煤炭钢铁联合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简称ECSC)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来，这种不可扭转的趋势就一直保持着。ECSC的目的明显是具有政治性的：消除重型武器生产中所需的两种重要原材料的控制权，该控制权来自曾在史上最为血腥残忍的战争中相互斗争的国家。

这种无声无息的对和平的推动一直是欧洲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的主要动力，而欧洲经济一体化被看作是达到政治一体化的一种手段。

1951年，法国总理Rene Pléven提议设立一个与ECSC相近的欧洲防卫共同体（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简称EDC）。他没有成功，但是这个观点却保留了下来。同年末，罗布特·舒曼（Robert Schumann）——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兼欧洲一体化的奠基之父——明确地用推动和平确定了ECSC。他将ECSC描述为“各种利益的融合……它将成为一块酵母，在那些由于流血冲突长期彼此敌对的国家之间培养出一个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共同体。”

这些话在引进单一货币的当晚就获得了响应。特别是在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总理带领下的德国通常将货币一体化与政治联盟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科尔曾经将单一货币的成功看作一件和“战争与和平”同等重要的事情。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同意那些认为德国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支持是他们为欧洲接受德国重新统一所付出的回报。相反，历史记录表明，在铁幕落下之前，德国无论对货币一体化还是政治一体化都同样地致力于推动。

当然，在支持经济一体化的背后还有其他动力。欧盟领导人确信，达到所谓的四大自由——即货物、服务、资金和人员流动自由——将最优化欧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也渴望着提高欧洲大陆的战略力量。

但是正如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和德斯坦（Valérie Giscard d’Estaing）为单一货币和今天的欧洲中央银行打下基础时候一样，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刚开始的时候，和平是舒曼（Schumann）和让·莫奈（Jean Monnet）这些人心中的主要动力。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一直在进行之中——有时候有挫折，有时候又向前一大步——通过建立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把以前四分五裂的市场联合起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刺激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集中。当然，欧洲的各种经济体制还没有变成“相似者”，他们的人均GDP也没有完全平等。但是，欧洲各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还没有这么剧烈以至于对启动所有计划中最为艰巨的一项——采取共同货币制——形成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理解这段历史十分关键，因为欧盟再一次站在了一个新开端上：是否应该遵守诺言开始与土耳其进行成员国谈话？随着欧盟宪法条约今年春天在法国和荷兰遭遇否决，许多人都说欧洲十年前的承诺不能够也不应该再去遵守了。让我深感危险的是，和平问题——这个从一开始就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引擎——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的辩论中几乎不再出现了。

相反，恪尽职守的政治家和党派领导人已经公开对土耳其获得成员国资格表示反对。我真希望这些人已经从舒曼和莫奈那里学会什么才是对欧洲和欧洲未来真正重要的，可惜，事情看来并非如此。

当然，我不担心土耳其和欧盟之间会发生某些形式的军事冲突。毕竟，土耳其已经并一直是北约的忠实成员。但是一种越来越充满敌意的、伊斯兰教和人道主义、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之间的文化冲突正在欧洲出现——尤其在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荷兰。

对我而言，欧洲将穆斯林土耳其一体化进它的政治联盟是舒曼和莫奈曾经成功克服的同一类和平问题。今天，欧洲需要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正如它曾经需要国家之间的和平一样，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欢迎土耳其加入到我们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