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宗教和科学的丑陋辩论通常看似局限在美国。但是，最近几个月来，这场辩论开始蔓延，首先到欧洲，然后遍布全球。科学似乎正在飘向自启蒙运动之前以来所从未遇到的政治危险之中。

        当维也纳的红衣主教克里斯托弗·施波恩对那些自认为是罗马天主教信徒的人们质疑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理论是否可以接受时，欧洲开始了其美国式的有关生命起源的辩论。这个红衣主教主张进化是上帝之作，应该根据这一观点，而非其他观点来解释进化论理论。

        从启蒙运动、至少是自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经过艰苦努力而赢得的政教分离以来，以来老欧洲一直维系的科学和宗教之间和平相处。在红衣主教施波恩的干预下，这一局面突然之间被打破了。这位红衣主教似乎说，上帝启示的真理应当被置于科学通过理性揭示的真理之上。

        这并非说明宗教情感，或者就德国而言，从纳粹时期发展而来的苦难的历史经历并没有就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向其他欧洲国家表明。实际上，欧洲国家的宗教背景清楚地反映在有关这种研究的不同的欧洲国家的法律之中。英国和瑞典最为开明，而意大利、奥地利和波兰最为限制。但是，没有任何辩论挑战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或者像红衣主教施波恩一般表明宗教和科学可能互不相容。

        根据红衣主教的宣称，许多人指向美国，认为那里是通过宗教把科学政治化所固有的危险的迹象。他们指出，有些人想让进化学理论成为学校科学课程的选修科目，而布什总统已经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

        这种伪科学在众多的美国学校中张扬，其原因与美国极为松散的学校体系直接有关。这一体系允许宗教观念坚定的地方组织修改学校的课程。在美国，此类基于信仰的运动的力量不可否认，并且其在科学和政治融合的领域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包括供应某些药品，如所谓的“女用口服避孕丸”即是一例。

欧洲的学校由于其结构不太可能受到“特创论”的侵袭。然而欧洲也不应该认为可以免受此问题影响。

当教义信仰进入政治领域，遇到争论议题时就难以达成妥协，而这一点对民主政治而言不可或缺。 这是因为基本价值观念与分配物质资源相比被认为是没有商议余地的。危险在于，这样会导致包含科技因素的科学决策不再服从于研究或者理性的争论，而变成了各种利益团体争斗的目标。这些团体总是宣称他们交纳的税收应该只用来赞助与他们的价值观一致的研究项目。

关于科学的性质与利益之争并不是仅限于美国和欧洲。当韩国国立大学宣布首次克隆成功狗之后，这条新闻在亚洲各地引发了关于科学和社会的争论。 虽然没有明显使用宗教的语言，但是亚洲的争论却反映了同样一种担心，即科学不知何故正“失去控制”，并且力量之大令人恐惧。

导致这个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正在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研发领域。 1995 年到2002年期间，中国研发领域的投入在其快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翻了一番，生物科技和其他高科技领域是重中之重。科学似乎正在成为这个新的全球超级大国发展的合伙人，这种发展令全世界感到紧张。

今天，科学属于快速全球化的世界。它既被看作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也被看作给我们的安全和信仰带来威胁。文化世界观和宗教当然将会继续塑造文化和价值观形势，科学和技术则会在这一形势中互相影响。但是价值观常常会因为过去的经验及对未来的恐惧而改变。

经过数个世纪，科学才从政治和宗教中独立出来，虽然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独立状态有利于科学，独立并负责的科学对社会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要想维持这种有益的关系，那么就一定要保护科学的独立，免受摆脱宗教教义和政治干涉。谁曾想到，在二十一世纪初，旧的启蒙运动的辩论仍然会如此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