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orld in Words
锦色幻觉
Jeffrey A E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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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州，卡城——伴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下，以及共产主义在中欧和东欧各地、被民众以暴力色彩相对较轻的方式推翻，乐观主义者作出了关于新黄金时代的预言：那时，世界各地都将是和平安宁的民主国家；在某些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不过，随着全球大大小小的国家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教训时（而它们的观点又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这些乐观主义者的想法已被证明并不正确。
对美国人来说，1989年证明了他们业已信奉的一切。美国人是通过强硬的实力与信念方才赢得了冷战（或者他们自己这么认为）。他们看到了喊着自由口号、出现在东欧各国首都的示威者以及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民众，他们相信这些聚集者期望成为美国人。正如乔治·H·W·布什所言：“我们明白应如何为世人确保一个更加公正、更加繁荣的生活：其方法便是通过自由市场、自由言论、自由选举、以及不受国家阻碍的、自由意志之行使。”
随后发生的事件看似证明了这份美国式处方的正确性。海湾战争一方面对美国的军事实力给予了确认，另一方面也证实了绥靖政策古已有之的风险。克林顿执政时期将积极推行民主制度作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性工具，而这一做法又被乔治·W·布什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冷战的胜利对于两者都给出了答案。克林顿指出：“由罗纳德·里根所清晰阐明的美国之决心与美国之理念，为推倒柏林墙提供了一臂之力。”而其中蕴含的经验也很清楚：“我们通过保卫自己的价值并引导自由的力量，使得我们的目标终获实现。”
而在巴拉克·奥巴马的言论中，人们也能察觉到克林顿的余音。尽管奥巴马常常誓言变革，但他对美国政策的主要阐述听起来却是萧规曹随，他曾在其著名的柏林竞选演说中宣讲过如下观点：“先辈们在打倒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并非仅仅依赖于导弹和坦克，他们也凭借了坚定的联盟与持久的信念。”
这既解释了为何奥巴马治下的美国，在武器上的开支比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还要高；也解释了为何推行民主仍是美国外交政策不容置疑的根基（人们或许只能就该政策的具体实施进行争论）。只要美国人仍然对1989年的经验深信不疑，那么历史便已指出了通向成功的道路。
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却从中得到了不同的教训。对于凭暴力赢得冷战这种美国式的解读，欧洲的战略家们基本上不予认可；他们相信合作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暴力的缺席。来自铁幕之内的、对自由的呼唤，在欧洲人听来，并非表达了成为美国人的意愿，而是流露出对参与一场大获成功的欧洲试验之渴望，这场集体安全与繁荣方面的试验起源于二战之后。对于欧洲现在的领导人而言，1989年的核心经验便是：暴力只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真正重要的因素是共识。
俄国领导人也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谈及“从大西洋直到乌拉尔山的欧洲”时，他脑中所浮现出的并非是一块处于苏联统治下的大陆（正如约瑟夫·斯大林曾经威胁过的那样）。在1989年展现了极大克制的苏联领导人，期待着能为西方所接受；然而，事态却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北约已将其范围扩展到了俄国人的眼皮子底下，而欧盟则让俄国吃了闭门羹，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身份看上去也是那么遥不可及。后苏联时代的经济出现崩溃，治安极度恶化，预期寿命大幅下降；而俄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也失去了往日的权威。
对俄国领导人而言，1989年留下的教训十分清楚：信任西方，说得好听点，很愚蠢；说得不好听，很危险。戈尔巴乔夫关于融入欧洲的憧憬，忽略了数百年来的俄国历史；西方并不希望俄国跻身其间。俄国人最好还是依靠自己的实力，开发自身的资源，守好本国的疆域。1989年，克里姆林宫曾相信过西方；其后的俄国领导人则拒绝再次受骗。
而1989年留下的、最令人迷惑的遗产则被中国领导人收下。苏东阵营的分崩离析曾令他们心惊胆战，中共官员在当年三月如此总结道：“应尽一切努力，以阻止东欧剧变对中国的内部发展产生影响。”之后数月内，他们便对民主抗议者进行了暴力镇压。
中国从1989年学到了一点：国家稳定高于一切；不过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忽略民众的需求，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于是，政府与公民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政治异议人士不会得到宽容；但反过来，国家将确保经济的增长。只要日渐繁荣的情况仍在继续，政府的合法性便不容置疑。
1989年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将合法性放在了其优先位置，该国政权希望通过增加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程度、以此在世界范围内重塑其权威。中国领导人既对1945年之后、欧洲进程中的合作本质加以了接受，同时也将俄国的教训牢记于心：西方不会仅仅因为善意，便作出让步。
不过与俄国不同的是，中国弱化了对传统硬实力与实现其目标之间相关性的强调。事实上，相对于中国快速增长的GDP而言，该国领导人在军事方面的投入非常之少。今日中国之力量，并非来自于可与美国蓝水海军比肩的军力，而是源自该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
1989年的遗训甚至在伊朗也产生了回音；看上去很明显的一点是，伊朗领导人已从天安门广场以及铁幕的崩溃中明白了一点：立场坚定的政府的确可以驱散一群要求改革的公众。
1989年，全球的抗议者们曾有这般许诺：对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恐怖一幕，世界怎会很快将其忘却。然而，它确实被人们抛在了脑后，而且遗忘的速度相当惊人。我们在回望1989年时，实际上是在以那一年的重大事件为起点，展望其所留给世人的、千差万别之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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