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今年秋天，大学会将一个神话作为事实教给几万名大学生。这个神话在过去已经对战争起到助燃作用，并可能在现在阻碍找到世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的解决方法。虽然这个神话的起源扑朔迷离，但是科学已经证明了它是错误的，而且，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已经认为这个神话与时代格格不入。我在这里谈论的是民族国家的神话。

民族国家合并了两个观点，一个是具体的国家，另一个是模糊的民族。国家的作用是很清楚的，它是使人们能够为了共同利益汇集他们的资源并动员起来抵御共同的威胁——不管这些威胁是洪水还是外国军队的入侵——的必要的组织原则。国家也是法律最终的裁判者。一部分原因是要对全球化作出回应，以及作为能源市场不断增加的财富效应的结果，国家的权力甚至还在增强，。

但是，将民族国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模糊了人类最大威胁的性质。污染、恐怖主义、流行疾病以及气候变化都是全球性的现象。这些现象并不尊重国家主权，因而，它们需要全球合作来加以应对。

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起源并不是很清楚。大多数人认为它为巩固和合法化一个国家对一群人的统治——不管这群人是由共同的语言、文化还是种族所确定——提供了一个途径。问题是，一个文化群体的范围很少会和一个政治实体的范围一致。民族统一的理想也不能解决民族内部的差异和冲突。

人们在民族内部的身份是不固定的，甚至每一分钟都不同。大约在15年前，我在法国的卢瓦尔河谷地区呆了一个夏天。像许多到法国的旅行者证实的那样，法国乡下的人们认为是他们，而不是巴黎人，组成了“真正的”法国。

在许多国家，对核心和外围的区分是很普遍的。但是，我也注意到，一个人的身份在谈话的过程中都会发生改变。“我们法国人”会根据话题而让位于“我们高卢人”，“我们拉丁人”，“我们布里多离人”，“我们弗兰克斯家族”或者是“我们欧洲人”。这种不断改变的身份令人吃惊，但是，再仔细想想，这是有意义的：毕竟，夏尔·戴高乐的一个著名言论是，统治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是很困难的。

中国经常被认为是由汉族统治的。但是，汉族在语言、文化甚至起源上都有很多不同。就像作家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最近深入思考的那样，人们说“中国”时的意思并不明确。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却正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已经传播到了全世界。布鲁马作出结论认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台湾学者李筱峰最近论证，“中国人”这一概念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语，它被编造用来证明统治少数民族的正当性。

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只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有人认为日本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例子。在无数激烈的讨论中，我已经提醒过许多日本人，日本民族实际上包含了阿伊怒人、朝鲜人、中国人、菲律宾人以及琉球人。这些日本人的反应总是是这样的：“是的，但是我们应该认为有一个日本民族。”他们甚至有一个专门考察成为日本人意味着什么的研究领域。

像宗教一样，民族国家神话需要进行观念上的巨变。日本学者萩原义久（Yoshihisa Hagiwara）认为，既然民族国家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那么，民族国家神话就一定会消散，让位于我们只是作为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的个人这样一种认识。他悲叹日本人特别喜欢“日本的”的观点，使日本可能成为一个垂死的社会思潮的“最后的英雄”。

对这个观点的表达经常出现在流行文化中。一个最近的信用卡广告描述了一对父子旅行到挪威去探寻他们家族的起源的故事。在感受了当地的啤酒、食物、毛衣以及泳池后，他们发现他们的家族实际上来自瑞典。

如果我进行这样一个旅行，我可能会到爱尔兰，然后发现我的爱尔兰祖先最初来自苏格兰。但是，这些苏格兰人来自哪里呢？或许横跨另一个海洋。这种起源神话会无限继续下去，直到我们找到人类的共同祖先，或者一个真正的神话——在中国的一个黑蛋，在日本海的一个长矛，或者是在法国火与冰的交互作用。

  如果政策制定者们打算解决现在的问题，他们的思维必须更开阔。或许重新检视民族国家的定义——这一定义被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教授给全世界的学生——是一个开端。在核心的现实主义力量均衡理论之外，在国际事务中引入伦理学——道德哲学、人权以及非国家主体的作用——应该成为国际关系课程的主流观点。

像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其著作《一个世界》中展现的那样，应对世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的统一战线要求进行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远离狭隘，面向对利己主义的重新定义。进步的利己主义可以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上，但是，利益应该被重新定义，以包含诸如《世界人权宣言》这样的公理。如果这些利益要获得普遍的认可，我们要永远抛弃民族国家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