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外长库施奈尔长久以来一直呼吁对人权遭到践踏的国家进行干预，其记录非同一般。作为医生无疆界组织的创始人，他说过“我们是在建立一种可以在其他国家实行干预的道德权利。”萨达姆大肆屠杀伊拉克人是他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在确定人们观点的动机的时候要小心谨慎。但是，库施奈尔本人经常说他的俄罗斯犹太裔祖父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害激发了他的人道干预主义。

人们或许同意或许不同意库施奈尔的政策，但是他的动机却是无可指摘的。欧洲和美国的众多著名犹太裔知识分子都经常像库施奈尔一样有过左倾历史。他们对使用美国武力在世界上促进人权和民主事业表示同情。他们的观点可能也来自同样的源泉。他们认为，为了避免另一场犹太人浩劫，使用武力都是应该的，而那些逃避支持使用武力责任的人则被认为是邪恶的同犯。

如果我们不是那么被绥靖纳粹政权的记忆以及随后的种族屠杀所困扰，那么人们就可能不会如此关心人权问题了。而且，那些保护他人人权的人不用引用第三帝国的恐怖来给英美武装干预提供理由。

但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一词汇并非空穴来风。这会让我们将伊斯兰世界的一大部分视为纳粹主义的自然延伸。萨达姆根本就不是什么伊斯兰主义者，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经常被描绘成为希特勒天然的继承人。而欧洲的软弱，更不要说对其自由主义的“背叛”，进而造成伊斯兰对欧洲的征服（所谓“欧洲伊斯兰”）则被认为是对纳粹威胁采取绥靖主义的可怕回响。

革命伊斯兰主义毫无疑问是危险和充满暴力流血的。但是，把它和第三帝国相比较尽管在谴责政见不同的人士上高度有效，却通常是错误的。没有什么伊斯兰军队会入侵欧洲。实际上，大多数革命伊斯兰主义的受害者居住在中东，而非欧洲，而内贾德尽管其言辞可恶但是其实力不可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许多穆斯林人拒绝融入西方社会、高失业率以及随处可见的革命性宣传会轻而易举地爆发为暴力事件。但是，将欧洲“伊斯兰化”也遥不可及。我们并不生活在1938年的重演之中。

那么，人们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为什么对欧洲的绥靖如此警觉呢？为什么轻易地把伊斯兰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呢？人们经常把以色列提为一个原因。但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以色列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某些福音基督徒来说，以色列是耶稣复生的地方。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她是一个永远可以避难的地方。对于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者而言，她是在专制主义沙漠中的民主绿洲。

保护以色列不受伊斯兰敌人的侵犯可能确实是当前“反恐战争”基础的存在主义危言耸听的一个因素。拥有核子武装的伊朗必定会让以色列感到更加脆弱。但是，人们可能把这一局面夸大成为了一个解释。库施奈尔并没有因为以色列而主张干预波斯尼亚或者科索沃。如果对于以色列的忧虑在沃尔福威茨主张对伊拉克动武中发挥了部分作用，那可能也是很小的作用。对于人权和民主的共同担忧，也许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可能是这两个人的动机。

内贾德和其他人所采纳的伊斯兰言论依旧是有意用来挑起犹太人大浩劫的回忆。所以，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存在主义担忧可能要比他们非常甚至是奉承地信任美国政府用武力来挽救世界较为容易解释。

对于这一神秘信赖的解释可能在其他地方。许多新保守主义者从左倾的过去演变出来。左倾主义相信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司空见惯的。昨天是“人民的民主”，今天是“自由民主”。在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中，另一个历史记忆可能也发挥了作用， 那就是帝国的保护。奥地利和匈牙利犹太人是奥匈国王最为忠诚的支持者，因为他让犹太人免受占人口多数人的暴力性收归国有。波兰和俄罗斯犹太人至少在共产主义初期经常使共产国家的忠诚臣民，因为共产国家担保（结果是虚假的）不让他们受到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者的暴力攻击。

如果民主西方世界的根本生存果真会被一场伊斯兰革命所摧毁，只有寻求美国非正式帝国的全力保护才会有道理。但是，如果人们并不使用这种大难临头的观点看待当前的问题的话，那么就会看到另一种教士的背叛，也就是说，某些时候愚蠢的军事强国进行不必要的战争，造成人的死亡要比战争想要挽救的人还要多，对此却不问原味地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