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芝加哥——试想现在是2010年，你是个选举上台的美国众议院议员，而且正在对即将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进行激烈辩论。先前提交审议的某个公共保险选项将对私人保险公司构成竞争，而在众议院委员会会议上，你比其他人早一步得知该选项将被排除在议程之外。在知道这条消息将对医疗企业股价造成极大影响的情况下，你是否可以在消息公布之前买卖这些公司的股票？

在道德层面，上述例子跟传统企业内幕交易案件非常相似，但却没有相关法律可以禁止上述行为。作为美国政府立法机关的国会实际上让自己逍遥于内部交易法规的管辖之外。在众多联邦机构中，只有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成员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而同样的行为放在其他政府机构雇员身上都是违法的。

而国会成员不仅可以合法地利用机密信息进行交易，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连这些行为对自身名誉造成损害的在所不惜。美国电视栏目《60分钟时事杂志（60 minutes）》最近报道了数名国会议员利用议员身份所接触到的机密信息牟取私利。虽然这些机密信息和交易之间的关联难以确证——正如大多数内部交易案件一样，但这些行为发生的时机却非常可疑。

但要在美国挑战这个国会“特权”却相当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内幕交易在美国法律中是个模糊概念，同时对“内幕交易者”，“内部信息”或者“内幕交易”都缺乏法律定义。

相比之下，欧盟则尝试在打击内部交易的相关文件中对这些词汇予以明确定义。根据一个在1989年颁布的法令“内幕交易者是指以公司经理，董事，雇员或者主要股东身份掌握内部信息（指意义重大的非公开事实），在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这些相关内部信息购买或者抛售相关联的证券，以此为自身或他人谋取利益的人”。

但这个定义虽然明确，却给立法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后门。因为它忽视了一种可能性，比如英国议员们可以利用在自己日常工作中所获取的信息进行股票交易，因为他们显然不符合“内幕交易者”的定义。

在2004年，一篇发表在《金融和统计分析学报》上的论文显示那些投资股票的美国参议员年回报率都比市场高12%。既然连最好的对冲基金经理都只能望其项背，我们只能得出两个结论：要么这些参议员比对冲基金经理更高明，要么这些人都从机密信息中捞到了好处。

而比民选代表内幕交易更令人担忧的则是当前在华盛顿，布鲁塞尔和各大国首都大行其道的政治情报行业。在美国，前议员及其下属收集相关机密信息卖给基金经理，年交易金额竟达千万美元之巨。

一项旨在防止美国议员实施内幕交易的提案自2006年至今都未获国会关注。但《60分钟时事杂志》的播出似乎已经引起了一些注意；在节目播出后的4天内，该提案的联名推荐人数量就从9个提高到54个，并决定在下月召开相关会议讨论相关立法问题。

但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国会不受内幕交易法案管辖的问题，真正的要害其实是美国国会（跟许多其他国家的立法机构一样）并非基于那些适用于普通公民的法规而运作。尤其是那些适用于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和欺诈行为的法规都无法应用在民选代表身上。

这是个远超出内幕交易范围之外的问题。如果企业主管人员在议会聆讯中撒谎，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与此相反，政治家即使在竞选活动或者当选后撒谎也不会遭遇什么后果。如果美国政府也要遵守与私人部门同样的会计监管法律，它将被迫将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个身处当前金融危机核心的巨型政府背景抵押贷款企业进行合并，并按市场价格公布所有可能产生的负债。

因此对美国公民来说，要求可不仅仅是让内幕交易法律覆盖国会（或者其他立法机关），而是所有适用于私人部门的限制性规章和信息披露要求都应自动适用于民选代表。这将令这些立法机构变得更加可信，也使它们制订的法律更加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