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黑文——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分散投资。你的投资组合越是多样化，就越多人跟你分担那些无法避免的风险——于是个人所要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少。这条理论假设伴随着金融合同向全世界分散风险而推而广之，于是数十亿投资者每人都分担了一点风险，也没人会被暴露在过高风险之下。

但这几个月在日本所发生的事件却证明，虽然我们的某些金融市场已经高度完善，但距离上述理论的实现依然有很长一段距离。考虑到那些未能得到妥善管理的巨大风险，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金融业依然堪称相当原始稚嫩的行业。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估计今年3月在日本爆发的三大连环灾害（地震，海啸和核危机）将给该国带来2350亿美元的损失（还不包括人员伤亡），而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2010年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4%。

在大肆宣传的国际慈善援助和志愿行动下，人们会觉得该国的经济损失已经被分散到了全世界。但新闻报道显示这类国外捐赠的总数大概只有几亿美元——还不到总损失的1%。日本需要真实有效的金融风险分担：而慈善却很少能承担起这个重任。

在日本运营的各大保险公司赔付了大部分损失。而世界银行所预计的赔付总金额为330亿美元。可见保险风险也只占总风险的极小部分。此外大部分风险（即便购买了保险）依然要由日本来承担，而非有效地分散到了外国投资者手中，因此日本依然要独自承受损失。

在灾难发生之前，日本发行了大概15亿美元地震相关灾难债券作为其风险管理机制：他们对地震相关灾难进行了精确界定，一旦这样的灾难发生，这些债券就不能被兑现。而这一金融设计确实有助于将地震风险分散到那些能承担风险并且追求高额回报的外国投资者身上。

不幸的是，15亿美元跟国际捐助相比也是半斤八两——相对于地震所造成的破坏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更糟糕的是，即便是那三大连环灾害也往往无法符合债券对地震相关灾害所做的定义。可见我们需要更大量且设计更完善的灾难债券。

当然，相对于日本自1990年起经历的两个“失落的十年”，连今年的三连环灾害也相形见绌。日本的实际人均GDP在1980年代年均增长3.9%，但1990年以后则下滑到1.4%。如果实际人均GDP增长能以1980年代的速度继续在1990年后增长下去，日本的经济总量将相当于当前量的1.6倍——这意味着日本人损失了数万亿美元。

日本原本可以通过合理的风险管理来避免GDP增长波动所带来的一系列效应。虽然历史上从未有国家执行过如此大范围的风险管理，但如今也是时候考虑实施这一创举了。

笔者（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多年以来都呼吁各国通过发行各类国债的方式来防范风险，并与本国的GDP或者其他类似的经济成就指标挂钩。简而言之，这些证券可以是GDP的股份。笔者和加拿大同僚马克·坎斯特拉（Mark Kamstra）共同倡议发行一种名为“万亿票（trills）”的股份，该股份每年分红一次，每次分红数额相当于本年度GDP的万亿分之一，以当地货币支付。

如果日本在1990年发行该股份的话，当年的名义GDP总量为443万亿日元，因此给投资者的分红则为443日元。往后数年的分红数量将随GDP的变化而波动。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能在有预期收益的情况下承担日本的GDP风险，就跟灾难债券一样。

1990年的“万亿票”很可能会以极高价格出售，或许其分红收益还不到1%。毕竟1990年的人们在见证了连续多年的高增长率后会预期日本GDP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高速膨胀。

谁知到了2010年，日本GDP还停留在479万亿日元的水平，同样的万亿票只能分发479日元的红利，相比最初收益并无多少起色，也令许多投资者深感失望。因此在这一低增长预期下，万亿票的价格也将大幅降低。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或许是一场灾难，但对日本来说却是幸事，因为这补偿了他们在经济下滑中所遭受的损失。

考虑到日本目前高达202%的负债对GDP比率，人们就会回想如果当年选择用万亿票而不是常规借债来支持其赤字政府支出，并向全世界发行这种证券的话，这个比值将大幅降低。而更少的债务负担显然有助于日本应对其经济增长放缓问题。

如今的我们显然无法补偿前人在风险管理上所造成的失误。但灾难和金融危机也能迫使我们思考如果管理未来的风险，并因此促成某些根本性革新的话，那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