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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中的经济学

发自巴黎——在离任欧洲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前,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恼羞成怒地抱怨道:“作为一个危机时期的政策制定者,我发现现有的[经济和金融]模型作用很有限。事实上我可以更进一步说:在危机面前,我们感觉被传统工具所抛弃了。

特里谢不断寻求来自其他学科的灵感——物理学,工程学,心理学,生物学——来帮助解释他所经历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呼救声,是对整个经济学界,尤其是从哈佛大学到海德拉巴印度商学院那帮拿着奢侈报酬的金融学教授们的严厉控诉。

虽然到目前为止已经得到一些回应,但特里谢从他所信任的工程师和物理学家那里获得的帮助还相对较少。著名的气候变化专家罗伯特·梅(Robert May)认为他的学科技术可以帮助解释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流行病学家则认为对传染性疾病如何传播的研究可以用来阐述过去五年金融危机蔓延的模式。

这些建议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什么才是经济学和金融学自身的核心准则?是否我们根本无法做点什么去让它们更有效地解释这个世界,只能假设它只是一个程式化的模型?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为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提供了慷慨的资助。英格兰银行也试图鼓励新的想法。今年早些时候组织的一场会议也以“经济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启发性的标题来编辑会议纪要。

会上提出了一些明确而切实的建议。例如应该增加更多的经济史教学。我们完全应该庆幸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是一位研究当年大萧条以及政府错误政策回应的专家,而不是拘泥于动态随机均衡理论某些细节方面的学者。因此当危机爆发时他已经准备好采取非常规措施,并在影响同僚方面发挥了自身的说服力。

许多与会者都同意应该将经济学研究构建在更宏大的政治背景上,更着重于体制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教学生懂得谦卑。他们所接触的模型存在一些说明性的价值,但只是在限定的参数内。痛苦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经济参与者可能不会按照模型所假设的方式去行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同行能接受这些已经非常温和的建议。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对其以理性期望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展开了坚定的辩护,认为反思不是必要的。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则认为经济危机是不可预测的,因为经济学理论认为这样的事件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一切都是合理的。

还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危机的消息还没有到达某些经济部门。汇丰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史提芬·金(Stephen King)指出,当他询问应届大学毕业生(许多刚刚加入汇丰银行)他们花多少时间在关于金融危机的讲座和研讨会上时, “大多数承认这个问题甚至没有被提起过。”事实上正如史提芬·金所说,“年轻的经济学家进入金融领域时对金融系统如何运作知之甚少。”

我相信他们在汇丰银行会很快上手。(有人假设说,他们将来也会很快了解与洗钱有关的监管条例。)但是令人沮丧的是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部仍在否认这个问题。这并非因为学生缺乏兴趣:我在巴黎政治学院教授一个关于危机对金融市场所产生后果的课程,而对这类课程的需求非常巨大。

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学家身上。理论上说常规知识工具箱中最缺乏的组件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其近亲:有效市场假说。但这这些理论的倡议者们却没看到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与此相反,芝加哥大学尤金·法玛(Eugene Fama)阐述了一个理念,认为金融理论其实跟一个 “空想”那样谬误,并认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不是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而是受害者。”他认为自己捍卫的有效市场假说不应受到指责,因为“大部分投资都是由那些不相信市场有效性的激进型资金管理者所做出的。”

这就是我们可能称之为“非相关性”的辩护:原来金融理论家们可以不负责任,是因为没有人在现实世界里关注他们!

所幸的是该领域的其他专家确实希望追寻其中的关联,也经历了五年的历练。在这五年里,经济模型所预测的那些一百万年才发生一次的价格运动在一周内就能出现几次。他们正在努力追根溯源,并创造新的方法来测量和监控风险,这也是目前许多银行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这些努力无疑与我们更多听说到的那些具体详细的监管政策变化同样重要。我们过去对控制的理解依据的假设是,金融市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自行运作,而金融机构及其董事会就是控制风险和保护自己企业的最佳人选。

这些假设在经济危机中遭受了致命打击,导致突然转向更具干预性的监管。能否在金融机构和私营企业之间寻找一个崭新和稳定的关系,关键取决于我们的知识模型改造。因此英格兰银行完全应该发出战斗的号令,而经济学家们也应该群起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