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1930年代，热闹一时的并非仅仅是经济民族主义。还有许多人开始考虑把区域一体化作为应付经济萧条的方案。

但那种在经济危机时的整合往往是毁灭性的。最不具吸引力的版本是1930年代起源于德国和日本的区域主义，那实际上就等于是凌驾于其弱势邻国权威的延伸，在德国的“贸易大区中的自给自足”或其相当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基础上，这些邻国被逼在贸易和财政上依赖德国和日本。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情况所造成的后果，人们对诸如“大东亚 ” 的概念仍怀有极大的疑虑。

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欧洲有了建立了一种以更仁慈形式出现的区域主义的机会。但今天，欧洲联盟正在受阻，因为它没有趁市道更好和局势更缓和的时机建立一些更有力的机构。

欧盟正面临着一些已被广泛讨论了很多年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似乎从未如此地紧迫。突然间，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刻，这些问题成了政治不稳定主要诱因。

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共同的，也有一个伴随着金融机构积极的跨越国界活动的综合的资本市场。但是，银行是由本国独自管理和监管的-而必须这么做，因为任何对倒闭大银行的救助都会成为一个财政上的问题，费用由本国纳税人承担，而不是由作为整体的欧盟来承担。但这种设置在欧洲一体化的经济逻辑面前是毫无道理的。

第二个明显的问题是相对于各会员国而言欧盟的小规模预算。政府活动的一大部分是在国家层面发生的。但是，不同的政府有着不同程度的财政回旋余地。

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的公共债务是如此之高，所以任何企图利用财政支出作为对付经济危机的战略的组成部分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以前赤字和债务水平较低的爱尔兰，也出人意料地突然面临了同样的问题，那是因为政府需要接管银行部门的私人债务。与此相比，法国和德国却有着固有的良好的财政状况。 因此，只有欧盟最强大的国家才真正能做些事情应对急剧恶化得经济衰退。

此外，又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国家经济体的背景下，产生了整套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理论。凯恩斯学派犹如把一个国家的浴缸用财政刺激的温水填满。而当国家浴缸有了漏洞而让他人受益于时，这样的行为就失去了吸引力。总之，凯恩斯主义只有在大国才能发挥作用。小国在洗手盆里是实行不了凯恩斯主义的。

是有办法解决银行和财政问题的。控制银行是最简单的了：通过利用会员国的中央银行的信息渠道。欧洲央行显然在技术上和分析上有能力来对欧洲银行实行普遍的管制。而财政问题的解决则可以通过发行通常受到担保的欧洲债券，这可能是一项仅限于出现金融紧急情况时的临时措施。

银行监管和财政政策都需要更大幅度地欧洲化。最明显的可用方法是使用现有的机制和机构，特别是欧洲央行或欧洲委员会。

随这种建议而来的困难是，这将意味着国家的相对弱化，其中包括最大的德国和法国。他们将最有可能进行抵制，并设法留在自己的浴缸内。

事实上，这场危机已让法国和德国再次在欧洲进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这两个国家受危机的影响越大，它们就越会主要为自己的国家着想。从柏林或巴黎的观点来看，不应当有系统的欧洲化。相反，大国目前正在推进非正式的集团国以寻求全球解决方案。

20世纪30年代的色彩正在越来越浓，这明确无误地显示了欧盟的困境，那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少有的巧合：捷克共和国目前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这个可能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糟糕的地域主义有着最生动的历史记忆的民族，替代了法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而法国却是当今欧洲在申诉国家利益方面最毫无顾忌的国家。两种对欧洲前景的看法的冲突正在削弱欧洲的政治稳定，而欧洲曾经是代表良性区域主义的最佳模式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