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布尔雅那 ——

通观历史，政治领袖们一般都会支持现有的通讯技术，以维护其统治。如今的政府也一样：他们往往以“保护我们都熟知的民主”的名义，倾向于保护报业和公共电视台。不过，阻碍科技的发展在过去不得人心，现在同样不是聪明之举。相反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必须与时俱进。

对于传统的报业来说，他们正面临着和银行业，制造业和太阳能业者同样的困境，自己原有的客户正在被新型科技吸引而流失的危险。于是，他们只得转而向政府寻求帮助。但名义却是很高尚：媒体是民主的基石。如果只有博客和微博，没有记者报道新闻，普通公众怎么知道该支持谁呢？

这种思维模式是老生常谈。柏拉图就说过，公民获得“没有正确引导的信息就会产生误导大众的可能”。这种担忧一直存在，从天主教会对古登堡活字印刷的咒骂到维多利亚资产阶级对新闻自由的抱怨之声。

政治统治者们同样也不喜欢新传媒，因为现有的政治体系适用于现有的传媒技术。过去羊皮纸的稀有导致所有的决策必须由少数人作出。但更便宜的纸张和印刷业得出现 —— 也就是真正的大众传媒 —— 挑战了上述的体系。天主教会和君王试图维护羊皮纸式的垄断统治，但最终他们失败了。

印刷，纸张和报纸使得参与人数不断增加的一种新的政治体系得以出现。这个转变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过，那些先知先觉者往往会掌握先机。无怪乎本杰明·富兰克林有着报业的背景。从美国革命产生出来的自由民主政体和当时的刚刚涌现的信息科技密不可分。

在过去的“窄带”传媒时代，时间和空间都有局限，媒体必须选择值得报道的故事。大众传媒关注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非常有限。在政坛的报道中，政党就成为了有限的核心话题。

实际上，不仅是传统媒体陷入困境。发行量大的报纸和相对应的政治党派关系密切。我们是右派，他们是左派；我们这么想，他们那么认为：封面的标题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各自不同的观点。

这就在传统媒体和传统政治运动之间创造出一个共荣共生关系。双方都排斥新事物的出现。报纸和广播机构，就像政党那样，架设起来的成本很高，但是一旦建立，就会从规模优势中胜出 —— 毕竟，运营成本相对固定，而发行量（或党员人数）却可以不断攀升。他们在公众中位于非常关键的地位。

不幸的是，对他们两项主要的强项 —— 传递信息和社交 —— 来说，恰好是互联网的优势所在。博客和社交平台鼓励无缝隙免费地相互联系 —— 这种目前所知的最有效的联系方式。没有一张报纸或是新闻广播机构能做到像 Facebook 群那种报道方式。

所以说，或许不用说服政治人物什么媒体是民主的基石之类的话，媒体的生存来源必须得到政府的资助，就像许多国家的公共电视台那样。不过，如果用政府的拨款来替代商业广告，内容的倾向性就不得不令人担忧。

另一个出路是关注传媒科技的盲区：创造，而不仅仅是传递一个好的故事或是政策。好东西从来不缺市场。信息传媒技术带来的困扰说明了一个事实，好的写手或许不是来源于报界，政策也不应该完全由政府来作出。

1990 年，比尔·盖茨就说过：“在下一个世纪，领导者就是那些懂得分权的人。”决定谁将可以被授权，谁可以参与，而不是决定如何拯救现有的传媒技术，这样的变迁将决定政党和统治体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