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与美国总统布什的磕磕碰碰之后，欧盟渴望着被当作一个真正的世界级“选手”来对待。许多欧盟领导人在与中国的“战略性合作”方式中看到了这种尊种，而这一新合作方式将有助于抑制超级大国美国的权利。

有些人希望高级军备贸易也能在这一新型合作中有所体现——这一观点最近正在推动欧盟解除对华实施长达15年的军售禁令。 尽管美国极力反对，但是许多欧洲国家却对他们的反对呼声不屑一顾。

但是中国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贸易伙伴。即使不公开对抗西方价值观和利益，中国也有威胁台湾、谋求亚洲地区霸主地位的企图。当然，这有悖于欧洲和西方世界的利益，更不消说日本、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了。

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专制政权早就意见一致地承认了暴政专权的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尽管他在选举中并不得志。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在乌克兰的这场橘色革命中，几千名反对派的抗议者在聚集在基辅中央独立广场的情景，大概一下子就让中国领导人想起了15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当然也想起了他们所采取的与乌克兰截然不同的严酷镇压政策。

虽然中国已不再如15年前般黑暗，但是中国人权记录依然糟糕。欧盟最具综合权威性的英国外务办公室年度人权报告在2004年谴责中国政府滥用死刑（甚至将死刑用于贪污、嫖娼、贩毒和税务诈骗罪犯）、长期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禁止宗教和自由言论（包括互联网）

在欧盟-中国的峰会上，这些弊端被一再提及，但结果却石沉大海，收效甚微。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后欧盟联合美国对华禁售武器，难道现在应该是结束这条禁令的时候了吗？

令人担心的还不止是中国的人权纪录。目前没有有效机制能够防止中国政府将欧盟的军备武器用于国内镇压，这点足以堪忧，更何况，还没有任何机制能够阻止中国向朝鲜等国再次出口武器。事实上，有记录表明中国曾帮助巴基斯坦建造原子弹。而它是否曾向伊朗提供导弹和火箭推进原料目前尚未定论。

不过法国和德国声称此类批判早已过时，英国及意大利也紧随其后发表相同见解（但他们遭到了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和一些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这些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镇压可是在熟悉不过了）。废除军售出口禁令的支持者们辩称，这些老调重弹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步，相反却让俄罗斯与其邻居在热火朝天的军火交易中赚得盆盈钵满，令欧洲的军火生意蒙受损失。

法国的对华港口解禁也代表着法国承认中国在反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去年10月，利比亚参加反恐阵营并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欧盟因此公开解除对其制裁。支持复苏欧中军火贸易的人们将这些事件看作动荡政治的稳定器，并希望恶化的政治不会殃及火热的生意。

中国的支持者们指出1998年的《欧盟关于武器出口的行为规范》能有效限制军火销售，但是他们想当然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该行为规范属于“自愿”性质，对各成员国不具强制性。这也是为什么欧洲议会在11月全票通过，只有当该行为规范具备法律约束力时才能解除对华武器禁售。

究竟什么才能统一大西洋联盟各国的军备出口政策呢？与一个有中国这样人权纪录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除了要熟悉经济形势外，更要适应更为深层广泛的外交目的。也就是说，要避免那些会让外交陷于不利的商业贸易。

就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听了本国小麦农民的话而改变其外交政策，这件事给美国总统留下了笑柄；而欧洲政府有意将亚洲证券抵押给动荡不安的中国一事也遭到批评。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安全利益高于商业利益。

因此欧美必须相互合作，以保证与华尖端军备和武器相关技术贸易不会加强中国军事力量，同时保证获准合法向中国市场出口货物的西方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不会影响到西方政治的步调一致。

在冷战时期曾有这样一个贸易机制：在1949年到柏林墙拆除期间，咨询小组统筹委员会(Cocom)在一个君子协议框架下，监控着西方世界向苏联的技术出口，可谓卓有成效。他们为和平解决争端、修补贸易漏洞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而这，正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