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进入21世纪仅有十余年的时间，但是已经设定了一个可怕的先例：本世纪开始的所有主要国际合作谈判都难逃失败的厄运。

随着联合国过去三年在哥本哈根、坎昆和德班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未能续签《京都议定书》，环境领域反对全球变暖的斗争已经陷入停滞。

同样，尽管去年巴黎《不扩散条约》的审议会议及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其后在纽约举行的核裁军谈判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结果还远不能确保未来没有核武器。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中东局势进展断绝了实现区域和平的所有希望；监管机制改革等辅助全球复苏的措施（如分离零售和投资银行业、消除避税天堂、打击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等）绵软无力； 过去两年的G20会议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功。

造成失败的原因和责任人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因素却从未改变过：那就是近年来民族主义，甚至是排外主义论调的愈演愈烈。人们越来越刻意地强调爱国和主权，随处可见不信任“他人”的表述——甚至远在北冰洋，加拿大和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一位专家所称的“简化版冷战。”

国际社会日益分崩离析的后果是以共识为目标的会议往往以僵局而告终。这种失败并不意味着世界多数民众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共同点，也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做出及时、甚至是勇敢的决策。令人遗憾的是，在政府会晤时，普通民众的态度很少占据上风。

由此不可避免地可以得出结论：导致在全球重大问题上无法取得进展的正是力求达成绝对共识（一致）的态度。以绝对共识为目标的谈判只有在战胜方和战败方（也就是强者和弱者）的谈判中才可能实现。一次大战后，盟军试图以建立国际联盟的方式来促成国际和平。但国联的一致性要求实际赋予了所有成员国否决权，而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其《公约》导致那次努力过早陷入夭折。

联盟在防止二战努力彻底失败在战后启动了重建国际秩序的第二次努力。新的联合国比其前身结构更加合理，而世界也因此拥有了能积极促进讨论和慎重决策的机构，这在以共识为导向的机构中是不可想象的。

但近年来发生了与《联合国宪章》背道而驰的变化。为避免将相互间分歧公之于众的决议或措施，世界大国已经习惯于组织世界范围的会议及讨论，重新恢复了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机制。

《联合国宪章》规定促进国际安全是联大和安理会的主要任务。但联合国已经成为全球会议的“总体运作者”，并为实际不属于其核心任务的各式会议扮演着管理者及服务和设施（如会议地点和口译人员）提供者的角色。结果导致联合国越来越多地为这些会议的失败而承担指责，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导致联合国的权威遭到削弱。

将要审核20年前里约热内卢首次“地球峰会”所取得进展的里约20+会议将于今年6月在里约举办。因为原定要讨论各式各样的目标，包括对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关注，此次会议似乎注定无法取得成功。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无法采取行动，共识也就更加没有可能。

当然，世界各国也有可能在里约意识到自身的困境。如果多数国家敢于提出声明认为强求共识就等于陷入瘫痪，如果他们坚持执行《联合国宪章》中的投票程序，我们也可能看到巨大的进步。

国际安全正受到全球变暖和经济危机的威胁。仅此一点就有理由将上述问题提交联大，而联大不同于安理会之处就是它无法行使否决权。这使得强力宣言和呼吁采取有约束力的举措来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可能。

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和环境危机太过紧迫，没有时间再玩各国一致赞同的游戏。解决全球变暖和经济危机问题，改革国际决策程序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们为什么不从里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