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192个成员国和从安全到难民再到公共卫生的包罗万象的授权，联合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全球化组织。但在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联合国行事不力。很多人认为这个组织被在萨达姆掌权时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所产生的腐败玷污了。还有许多人认为联合国应该为中东林林总总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负责。

但这样的观点反映出人们对联合国特点的误解。联合国在更大程度上是其成员国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独立角色。

诚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可以发表演讲、召集会议并提出动议，但他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位秘书而不是“长”。有时联合国秘书长被比作一位“世俗的教皇”，他可以运用说服的软实力，但在经济或军事的硬实力方面却很难有所作为。

联合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必须从其成员国求借而来。而当成员国们不能就某项动议达成一致时，联合国也就举步维艰了。正如有人不无诙谐地说：“我们已经碰到过联合国了，我们就是联合国！”成员国应该为联合国所受的责难承担相当的责任。

就拿石油换食品计划来说吧。该计划是成员国为缓解在针对萨达姆政权所进行的禁运给伊拉克人造成的伤害而设计的。联合国秘书处在监控计划进行方面的工作不到位，其间还产生了腐败行为。被萨达姆挪作他用的更大部分资金反映了各成员国政府对该计划的设计。它们对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故意熟视无睹。然而，该计划的问题却被新闻界扭曲为“联合国的错。”

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成本约为每年200亿美元，这比华尔街在一个景气的年份所派发的红利都要少。在总预算中，位于纽约的秘书处所得到的仅占10%。有些大学的年预算都比这要多。

另有70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如民主刚果共和国、黎巴嫩、海地和巴尔干等地进行的维和行动。剩下的预算—一半以上—都由联合国的特别机构开支掉了。这些机构分布于世界各地，通常在管理全球贸易、发展、卫生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联合国难民署帮助解决难民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为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帮助；而世界卫生组织则支持公共卫生信息系统。这些系统对应对来自于禽流感等流行性疾病的威胁至关重要。联合国没有资源解决如艾滋病或全球气候变化等新问题，但它在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召集者的作用。

即便在安全方面，联合国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45年制定的最初的集体安全概念里，各国应该联合起来阻止并惩罚侵略者。这一概念由于苏联和西方在冷战时期的敌对而未能实现。

当多个国家的联盟共同行动在1991年将萨达姆驱逐出科威特以后，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集体安全的最初概念似乎会成为一种“世界新秩序”。但这样的希望只是昙花一现。1999年的科索沃和2003年的伊拉克问题都证明了在联合国内部不能达成共识。

怀疑者们总结说联合国已变得与安全问题无关。然而在2006年，当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冲突陷入僵局时，各成员国又忙不迭地寻求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介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维和行动并未出现在最初的宪章里。它是由第二任秘书长Dag Hammarskjold和加拿大外交部长Lester Pearson于英法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入侵埃及后所发明的。从那以后，联合国维和部队已经执行了超过60次的任务。

现在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约10万名士兵在世界各地佩戴着联合国的蓝色头盔。维和行动也经历了起起落落。波斯尼亚和卢旺达是1990年代的失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便提出了维和计划改革的动议，以应对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问题。

在2005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各成员国接受了对弱势族群的“保护责任”。也就是说，各国政府不能再对其公民为所欲为了。

联合国还为此设立了一个新的“和平建设委员会”以协调防止种族清洗行为再度发生的行动。例如在东帝汶独立的过渡进程中，联合国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现在正为布隆迪和塞拉利昂的政府制定相关计划。在民主刚果共和国，维和部队虽然未能阻止所有的暴力，但却帮助拯救了生命。现在的考验就是苏丹达尔福尔地区的局势。在那里，外交官们正试图建立一支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共同领导下的维和部队。

在伊拉克战争后已将联合国妖魔化的有毒政治空气中，广泛的幻灭感也不足为奇。潘基文的担子不轻。但各个成员国很可能会发现他们需要联合国这样一个拥有独特的召集和合法化力量的全球化工具，而不应该对其提出质疑。虽然联合国的体系远非完美，但没有它这个世界将会更加贫穷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