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因为在后冲突国家开展维和行动复杂而且代价昂贵，还因为伊拉克战争已经破坏了富裕国家对维和行动的成功前景所抱有的信心，所以冷静地看待军事干涉所起的作用现在正恰逢其时。针对符合《哥本哈根共识》规定的维和项目所进行的全新研究有史以来首次包含了针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成本效益分析，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那就是军事力量是减少世界各地流血惨剧的一种重要工具。

伊拉克行动容易使人们对此类维和行动的有效性产生误解。与绝大多数冲突不同的是，一场国际战争点燃了伊拉克的内战之火。另外一种情况相比之下更具典型性：那就是在一个被激烈种族分歧所累的低收入、低增长的小国国土上所产生出来的政治暴力。

如何面对那些有结构性危险的国家显然是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安全挑战。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麻烦会逐渐升级。半数以上的内战都源自冲突结束后的故态复萌，而不久前谈妥的和平协议也让许多国家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商品繁荣和脆弱国家矿产资源的发现已经播下了冲突的种子，而民主在低收入国家的扩张——也许这一点令人意想不到——也扩大了在统计学意义上爆发政治暴力的概率。

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让冲突国家自己解决问题。但同情和我们的自身利益并不支持以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现代内战非常可怕，它们无可挽回地影响了生活在地球上最贫困、也最令人绝望的环境中的民众。富裕国家不会成为政治暴力的牺牲者，但却也要为此付出代价。归根结底，破裂的社会是违法行为的庇护所，无论这种违法行为涉及到毒品贩运还是培训恐怖主义。

军事干涉并不是所有热点地区应该采取的对策，它也不应成为发达国家唯一的应对方式。尽管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但人们对旨在防止暴力再次复苏的冲突后援助的接受程度却要远远高于使用武力。

刚刚结束冲突的那段时间是提供援助最为有效的时机之一，因为它能够使政府停止破坏性的通胀政策，而因为当时的出口水平很低，所以几乎不存在造成有害货币升值的压力。因为收获的利益达到所付出成本的大约三倍以上，这是一种相当不错，但却并不激动人心的对稀缺公共资源的使用方式。

有关《哥本哈根共识》的研究建议把对后冲突国家的援助与对军事开支的限制挂起钩来。在提供救援物资时附加条件有可能引发争议，但目前全部援助物资的大约11%被转移到了军事开支领域，而这种现状大大增加了暴力活动发生的几率。冲突危险降低和对援助款项的更好利用将意味着援助所带来的收益能够超过成本的4.5倍。但即便如此，使用维和力量也超过了单纯使用援助方式所能带来的成本效率。

首次进行的维和行动成本效益分析揭示了在不同军事部署规模下未来爆发冲突的风险几率。与根本不进行维和部署相比，一次花费1亿美元的军事行动部署能够把今后10年内冲突的爆发几率从38%降低到约16.5%。如果每年花费2亿美元，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减小到12.8%左右。每年5亿美元，危险降低到9%，而每年8亿5000万美元，风险则可以降低到7.3%。

由于战争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每个百分点的风险降低都能为世界带来约25亿美元的收益。开销最大的军事部署能使爆发冲突的风险降低30个百分点，产生高达750亿美元的10年期收益，而这笔巨额收益的总成本却只需要85亿美元。这是一笔极有希望的投资。

如果以“看得见的”安全保障的形式来向冲突国提供，那么维和行动就更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交易：它做出了一个在必要时派遣军队的可靠承诺。可以由联合国或非盟这样的地区性机构做出承诺，保护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权力的政府的利益。

这样一种承诺肯定能帮助世界避免每10年爆发在低收入国家的4次内战中的3次。这样的策略还可以在初始阶段（长度约为5年）之后部队非常有必要进驻之时保护冲突后社会的安全。组建一支可靠的安全部队来应对所有风险大概需要20亿美元的年度开支，但由此带来的效益——这些效益主要来自冲突风险的大幅降低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却可以达到年度开支的11.5到39倍。

军事干涉并不是世界应当用来减少政治暴力的唯一方式。最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战略是把援助、限制军事开支、维和行动和“看得见的”安全承诺以一种能够确保发达国家持续处理热点问题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有发挥协调作用的潜力。整套方案的年度开支约为108亿美元，而整个世界可以从中获得至少5倍以上的可观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