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至少从表面上看，欧元区当前状况与韩国在1997年崩盘时截然不同。两者都是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欧元区的问题来自政府债务水平高企，而韩国的问题来自大规模资本外逃和货币崩溃，且债务基本上全部来自公司部门。

尽管如此，欧元区还是可以从韩国身上学到经验，后者当年以任何人都没想到的速度走出了危机，实现了明智的改革和快速复苏。韩国迅速扭转局势的关键在于韩元的大幅贬值。欧元贬值似乎也是欧元区扭转局势的可行之道。

不同的危机各有各的不同，但韩国危机与20世纪90年代的其他新兴市场危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财阀”——即政治上紧密联系的大型公司集团——通过低成本债务迅速扩张。外部股东对财阀内部的权势人物无法产生任何影响，债权人放心地把钱借给财阀，因为他们认定大财阀对政府而言非常重要，政府不会坐视它们倒闭。

与此同时，政治因素在债务积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创造了极大的脆弱性，当投资者感到情况不妙时，经济危机就迅速发生了。尽管韩国国有银行在名义上控制着资本流动，但私人部门和政府之间的机密联系让财阀有恃无恐。

在1997年的崩盘中，危机先是袭击了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然后在韩国引起了全面恐慌。随着韩元的贬值，公司部门的外国贷款负担大大增加，这进一步加剧了恐慌。IMF的早期支持都没能让情况稳定下来。

如今，欧元区不存在外债问题——所有的问题债务都是欧元债，且大部分是欧洲政府欠本国银行的债务。但正如希腊和意大利所显示的，这是一个危险的组合。欧洲债务动态与韩国截然不同，但两者的问题都是难以克服的。

显而易见的危机疏散同道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拉低债务-GDP比率，让利息支付看起来更加合理。但欧洲并不具备采取标准刺激手段的条件：债务水平高企让束缚住了财政政策的手脚，而担心通胀的欧洲央行又不肯放松货币政策。

欧洲谈判桌上的其他办法，包括各种各样的“结构性改革”，均无法提供短期快速增长之路。9月，葡萄牙曾计划采取一种“内部贬值”，降低薪资税，提高增值税；但这一计划现在已被束之高阁，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政治上不可行。

另一方面，真实贬值可以对实体经济产生神奇疗效。如果欧元贬值30%（经通胀调整），死气沉沉的意大利经济就能重获生机。1997年，韩国经济发生崩盘，1998年毫无起色，但到了1999年，GDP大增11.1%。

欧元是一种自由浮动货币，很少会被干预——也就是说，其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如何让它贬值取决于货币政策。如果欧洲央行同意放松银根，提供足够“流动性”以支持各种各样的援助计划，那么投资者会担心通胀，从而欧元会走弱。另一方面，如果欧洲央行更想让主要国家（如意大利）对其债务违约，那么欧元可能会进一步贬值，因为投资者会担心违约将蔓延。

贬值永远不会是欧元区官员直言不讳的选择，但从目前来看，这正是欧洲在走的路。

当然，货币贬值也不是万能灵药。韩国当年的步子就迈得相当艰难，政府和大财阀之间冲突不断，有的财阀甚至公开违抗法律。在一系列争锋相对后——在此期间，大宇公司威胁要违约，各政治势力联手挽救——政府取得了胜利；炙手可热的大宇集团破产并被重组。总的来说，韩国成功地削弱了公司部门的过度权力（这给如今如何对付巨型银行提供了经验）。

类似地，欧洲需要修复其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欧洲需要一个财政中心——正如1787年的美国需要一个联邦机构来征税。事实上，欧洲需要举行一次美国先发会议——及其后的艰难宪法批准争论。

但欧元一定程度的贬值有助于促进内部治理改革的实现。此外，不管你喜不喜欢，欧元的压力正在与日俱增，欧洲领导人可能被迫走上贬值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