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埃及革命还悬而未决，什么因素最有可能决定最后的结局？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军队，等着看军队倒向哪一方，却忽略了其他关键问题。

军队如何做决定固然重要。靠军事力量支撑的独裁体制的分裂会造成利益冲突—— 近于“作为政府的军队”的小团体暂时利益还是“作为制度的军队”的对国家和民族更有利的长远利益孰轻孰重？。

埃及军方在抗议的开始阶段明言士兵不会朝反对穆巴拉克的抗议者开枪，这是典型的“作为制度的军队”的作风，对其自身的民主化转型也是大有裨益的。相反，军方又决定准许穆巴拉克的拥护者——其中一些骑着骆驼和马匹——冲入开罗解放广场，袭击数千反政府示威者，这是典型的“作为政府的军队”的作风。

在这一点上，民主转型的极有可能要求军队在保护反对者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显然，“作为制度的军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取决于军队是否能在自己与体制之间划出一条清晰得多的界限。

若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感到自己“拥有”(own)抗议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转型，则将大大促进转型成功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如果促使穆巴拉克辞职的要求来自开罗解放广场而不是奥巴马政府，那么这将是一个积极的进步。

许多反对团体——包括某传统自由党派、伊斯兰穆斯林兄弟会（Islamist Muslim Brotherhood）以及4·6青年运动（April 6 Youth Movement）的Facebook活跃分子们，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已经表明态度，将支持可能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领导的临时政府。

但是，要选出一位领导人，这些团体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大规模公民社会反对运动能够推翻独裁，但真正的民主需要党派、协商、选举规则以及修宪安排。成功转型的经验表明，团结起来成立临时政府的第一步是意见不一的各个团体开始频繁接触、发展共同战略并发布联合宣言。

不管由谁领导，临时政府应该有所不为。根据我们研究的转型案例来看，如若临时政府能够抵制住权力扩张和自撰新宪法的诱惑，则民主转型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增。临时政府的主要政治任务应该是组织自由而公平的选举，对宪法的改动须以保证该点顺利进行为限。至于新宪法，最好留给未来民选议会去决定。

现在，大多数活跃分子和评论家都在问，谁能够（或应该）成为下一任总统。但为什么非得建立一个总统独大的政治体制呢？在如今已成为欧盟成员国的8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选择了这样的体制。它们全都选择了某种形式的议会制，政府直接对立法部门负责，总统只有有限的权力（且一般都只是象征性元首）。

这一安排才是明智的。在充满着不确定性且没有经验丰富的民主党派参与的情况下，总统选举是很危险的。

选出一位总统等于将国家托付给一个人，通常至少是4年。但是，如今的埃及充满着不确定性，今天选举出来的政府能否在哪怕一年时间里保持有同样的支持率都是个问题。比如，如果首轮总统选举中有多位候选人，那么，进入第二轮决选的两位候选人很有可能在第一轮中连20%的支持率都达不到。最后的赢家可能只获得了小部分选民的支持，却要背负整个领导重担。

新总统亦很有可能无法胜任，或是永远处于少数派地位，无法通过法定要求。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因此很快陷入了全民公决的“超级总统制”（super-presidentialism）。

幸运的是，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活跃分子和理论家正在积极探讨用议会制代替民主制。如果成功的话，埃及的首次自由而公平的选举将诞生制宪大会，一个能够立刻为政府以及修正或重订宪法提供民主基础的制宪大会

到那时，制宪大会和政府能够决定是否向总统制转型或是建立永久性的议会制。在议会制下，埃及和突尼斯两国未来的民主政府都将具有无比宝贵的灵活性。原因有二。

其一，与总统制不同，议会制能够诞生多党派执政联盟。其二，在总统制下，不论总统如何不称职、支持率如何低，他都能在一个固定期限内执掌大权，但在议会制下，政府首脑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无候选人的投票被赶下台，为多数人支持的新政府或是（如果产生不了的话）新选举扫清道路。

一些埃及民主民族主义者还找到了一条支持议会制的新理由：与单一“超级总统”——比如穆巴拉克——相比，一个争执不休、成分多样并可能是多党派联合执政的政府更不易被美国控制。

突尼斯也提出了类似的采取议会制的理由，但他们还强调，议会制比总统制更能胜任创造民主和高效政党的艰巨任务。议会制，而不是披着总统外衣的法老，似乎对埃及和突尼斯都是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