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牛津——道德判断有对错之分吗？或者说，伦理根本只是一种任由个人选择的纯粹主观事物？又或者，伦理可能取决于个人身处社会的文化状况？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能刚刚才找到答案。

在哲学圈里，那种认为道德判断包含了客观真理的观点早在1930年就被宣布为过时了，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似乎没有任何方法能证实道德判断的真实性，而这种判断只不过是我们自身感受和态度的一种表述罢了。比如当我们说“你不应该打那小孩”，我们所做的仅仅是表达了对你打小孩行为的不认同，或者是鼓励你不要打他，至于你打孩子究竟是对是错，则并无真理可言。

尽管这种伦理观点经常受到挑战，但大部分反对意见都来自于那些只会引用神谕的宗教思想家，因此在高度世俗化的西方哲学里没什么市场。另一种对客观真理的辩护观点并未诉诸于宗教，但在反对流行哲学观点方面也没有太大进展。

但在上个月哲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德里克·帕菲特那让人期待已久的新书《论最重要的》出版了。这位牛津万灵学院的名誉研究员在此之前只出版过一部著作《理与人》，1984年发行，好评如潮。帕菲特在书中所持有的全套世俗主义观点，以及他在应对矛盾立场时所使用的综合性方法，在过去几十年来首次使那些反对伦理客观性的人陷入了被动。

《论最重要的》可谓是一部鸿篇巨著：上下两册共1400页尽是密密麻麻的推理论证。但整本书的核心观点在前400页里就给出了，这对那些充满求知欲的人来说不算是个难以应付的挑战——特别是帕菲特受过英语哲学优良传统的熏陶，总是尽力把书写得清晰明了，从不像那些肤浅的哲学家那样使用一些模糊不清的词语。书中遣字造句言简意赅，观点鲜明，作者还经常使用生动的例子来阐明其观点。因此对于那些与其是想了解“什么是最重要的”，不如说是想从客观角度了解“是否有任何事物真的可以成为重要”的读者来说，该书堪称一场思维的盛宴。

许多人都认为理性都只是工具性的：推理仅告诉我们怎样得到想要的东西，但我们的基本需要和欲望是不在推理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但帕菲特指出这种想法是错的。无论一个人现在是否关心（或决定）是否要在未来某个时刻遭受痛苦，但正如人们能够把握住1+1=2的真理那样，因此人们也可以看到“我有理由在未来某个时刻避免遭受痛苦”。而我们也同样有理由让其他人免遭痛苦（尽管不一定有充分的理由）。这种自证的规范性真理成为了帕菲特为伦理客观性辩护的基础。

反对伦理客观性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人们在是非判断上存在着重要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又延伸到了无法用愚昧或困惑的标准来判断的哲学家身上。倘若如康德和边沁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就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发生了分歧，那么对这个问题真的存在一个客观的答案吗？

帕菲特对这种观点的反对使他得出了一个可能比反对伦理客观性更为大胆的观点。他考察了三种关于我们该做什么的主流理论——一种源自康德，一种源自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当代哲学家罗尔斯和斯坎隆的社会契约传统，还有一种源自边沁的功利主义——并指出康德主义和社会契约理论必须经过修正方能成立。

随后，他指出这些修正后的理论是与后果论（一种与功利主义同属一个庞大体系的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相一致的。如果帕菲特是对的，那么各种表面上互相冲突的道德理论之间的分歧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少。而各种理论的支持者，用帕菲特生动的话来说，其实是“在从不同的路上攀登着同一座山”。

而如果读者阅读《论最重要的》一书是为了找到答案来回答书名所提出的问题，那么他们可能要失望了。帕菲特的真正用意在于抨击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除非能够证明客观主义是正确的，否则在他看来就根本没有什么是重要的。

当帕菲特真正面对“什么是重要的”这一问题时，他的答案可能会浅显得让人感到意外。比如说，他告诉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些富人减少些奢侈生活方式，不要再让气候变暖，用其他方式来爱护我们的星球，使其能继续养育我们这些智慧生物。”

或许我们中的许多人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我们从帕菲特的书中所汲取的，则是把这个结论以及其他道德命题作为客观真理来捍卫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