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美国人依然对是什么造成了2007~2009年金融危机莫衷一是。是政府的错吗？如果是的话，又是什么错呢？

12月，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CIC）中占少数的共和党率先发布了不同意见。他们指出，错在政提升相对贫穷人群住房自有率的政策，太多的人背上了自己根本无法承担的次级抵押贷款。

这一说法颇有市场，特别是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中，对2012年总统选举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尽管FDIC中的共和党言之凿凿，他们能拿出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吗？美国穷人应该为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负责吗？

麻省理工学院的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他和我在多个问题的研究中颇有合作）认为答案是否定的。1月上旬，他在美国金融学会年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可在阿西莫格鲁的麻省理工个人主页上下载相关材料）。

阿西莫格鲁将共和党的结论分解为三大问题。其一，有什么证据表明，美国政客会对低收入选民的偏好或愿望做出反应？

现有证据既不能证实，也不足以证否这个问题。但从我们手头的证据看——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的研究——在过去50年中，整个美国政治精英早实际上已不再与中低收入选民有共同偏好。美国官员的观点与收入分配金字塔顶层的人群要接近得多。

有很多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在我与郭庾信（James Kwak）合著的《13个银行家》一书中，我们强调了三大因素的结合：政治献金、华尔街与华盛顿的相互勾结、以及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转变——“融资是件好事、融资越多越好、不加节制的融资最好不过”。结论是明显的：相对穷困人口的声音和利益在美国政治中已变得微不足道。

阿西莫格鲁总结了关于游说的最新研究。他认为，不少私人部门希望金融规则能变得更宽松，并为达到这一目的投入重金、不遗余力地奔走。次贷市场大繁荣的动力来自私人部门：由大投行在背后支持、由Countrywide 、Ameriquest等次贷巨头操作的金融“创新”。而实事求是地说，在危机之后得到政府慷慨援助的机构并非过度举债的房屋所有者，而是华尔街巨头。

阿西莫格鲁接着问道，有什么证据表明美国收入分配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逐渐恶化，促使政客以放松向“后进”人口发放贷款的标准作为应对手段？事实上，美国收入分配状况在过去40年中一直在恶化，但其时间路径与金融危机根本对不上。

比如，阿斯莫格鲁与他的麻省理工同事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的研究表明，最高端的10%的美国人，他们的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后50%以及最低端的10%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增长缓慢。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中低端人群的收入增长相对更快。因此，在21世纪最初几年，也就是次贷疯狂正盛的时候，中低端人群正是最有斗志的一批人。

阿西莫格鲁还使用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和艾曼努尔·赛斯（Emmanuel Saez）的数据指出，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工资分配动态与其他人不同。托马斯·菲力旁（Thomas Philippon）和艾里尔·热席夫（Ariell Reshef）指出，这一人群挣钱能力迅速提升似乎与金融业（及其他部门）的去监管化关系密切。换句话说，过去30年来“金融创新”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穷人（甚至中产阶级），而是富人，即收入本已很高的人群。

最后，阿西莫格鲁考察了联邦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平心而论，美国对自住屋主的补贴由来已久——大部分通过抵押贷款利息抵税的形式实现。但补贴并不能解释地产繁荣出现的时间和不同寻常的抵押贷款行为。

FCIC中的共和党将矛头指向了通过提供各种担保支持住房贷款的房地美、房利美和其他政府支持机构。不错，房地美和房利美皆是“太大而不能倒”的机构，这使得它们能够以更低的利率融资并承担更多的风险，导致缺少足够的股本来为风险暴露提供缓冲。

但是，虽然房地美和房利美跳进了可疑抵押贷款的泥淖（特别是Alt-A级贷款）并与抵押贷款商互相勾结，但它们的动作并不大，且下水的时间也已是地产繁荣期末期（比如2004~2005年）。房市繁荣的主要动力是贴着“私人标签”的证券化机制。对，私人。事实上，阿西莫格鲁指出，私有巨头们一直试图将房利美和房地美边缘化，将它们排除在快速扩张的细分市场之外。

FCIC中的共和党将政府置于危机罪魁最大嫌疑人的地位，这是对的。但政府之错并非在于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多。相反，30年来，监管者和各派政客均被私人部门所蛊惑，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去监管化，这使得一小撮私人部门精英——主要是华尔街人士——独吞了房地产繁荣所最甜美的部分。

而房地产繁荣的苦果则由其他社会阶层来吞，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和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他们如今丢掉了自己的房子、工作、孩子的希望，甚至以上一切。这些人并没有造成危机。但他们却在为危机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