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所有国家，不论富裕还是贫穷，都应该保证基本医疗得到普遍覆盖，包括安全分娩、营养保证、牛痘接种、疟疾控制和临床服务。每年，有将近900万儿童因为可防可治的疾病而夭折，还有将近40万妇女因为怀孕期间的病症而死亡。

这些死亡病例基本上全部发生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防止这些病例发生不仅可以减少痛苦，而且可以促进贫困和动荡社会的经济繁荣。

防治疾病的最大障碍在于尽管人均成本很低，最贫穷国家仍然无法负担基本医疗的普遍覆盖。随着免疫技术、现代医学、成熟诊疗手段、移动电话及其他新技术的应用，基本医疗已经能够高效率、低成本地得到普遍覆盖，即使在最贫穷国家每人每年也只需要54美元。

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收入极低，政府预算只能负担每人每年14美元。剩下的大约40美元需要依靠国外财政援助。目前，无法获得基本医疗的贫困人口在10亿左右，因此每年大约有400亿美元资金缺口。国外援助——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目前可以达到这一数字的三分之一，即大约每年140亿美元。

因此，每年大约仍有2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有了这笔钱，每年就能挽救数百万母亲和儿童的生命。

对于富裕国家来说，这一数目并不大，但是它们却不愿意支出。最典型的例子是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该基金的宗旨是帮助最贫穷国家抗击这些致命疾病，资金极度短缺，而奥巴马政府和其他国家均对此无动于衷。

富裕国家要拿出所需资金并非难事。首先，美国可以结束所费甚巨而收效甚微的阿富汗战争，每年可以因此节约1 000亿美元。只要将其中一小部分用于发展阿富汗的医疗事业，便有希望使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和平与稳定，效果定会比诉诸武力好得多。

比如，美国可以每年花费250亿美元用于发展医疗项目，同时花费250亿美元用于促进全球卫生事业，剩下的500亿美元可以用于削减财政赤字。阿富汗——从而美国自己——可以因此变得更安全，世界人民可以变得更健康，而美国经济也可以获得大幅改善。

其次，可以对那些通过投机交易攫取巨额利润的国际银行巨头征税。华尔街几乎令世界经济一蹶不振，却在美国政府的纵容包庇下暴利依旧，去年利润可能高达500亿美元。

银行家依然在给自己派发巨额奖金——2009年逾200亿美元。这些钱本应用于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头上，到头来却是银行家在大发不义之财。

是时候对银行利润开征国际税了——比如对国际金融交易抽税——由此每年大约可以筹得数百亿美元。在这件事上，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美国及其他国家为包庇本国银行家而虚与委蛇。

第三，可以依靠日益增长的世界富豪的个人捐赠。部分富豪——包括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沃伦·巴菲特和杰弗里·斯科尔（Jeffrey Skoll）——出手大方，为改善世界贡献甚巨。但其他亿万富翁就没有这么慷慨了。

据最新的《福布斯》富豪榜单，世界上有1 011位身家超10亿美元的富豪，这些人总身家可达3.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只要这些人每人贡献净财富的0.7%，每年就能筹集250亿美元。想象一下，区区1 000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能确保10亿贫困人口得到基本医疗保障。

第四，像埃克森-美孚这样的公司也应该为此出力。根据埃克森-美孚网站上公布的财报，该公司每年在非洲赚取数十亿美元利润，但其2000~2007年用于非洲疟疾控制的资金只有大约500万美元。埃克森-美孚有义务也有能力为非洲急需的基本医疗服务提供更多的资金，可以从其所支付特许费用中提取，也可以从其企业慈善捐助中划拨。

第五，新的捐助国——比如巴西、中国、印度和韩国——有远见、有能力、有经济活力、也有外交动机去扩大其对最贫穷国家和国内最贫穷地区的援助力度。一旦美国和欧洲疏于援助事务，这些新兴经济体能够也愿意顶上去。幸运的是，新捐助国正在日益获得非洲受援国的信赖。

富裕国家自称没钱做更多的事，实则非不能也，不为也。美国应该把浪费在军费上的支出用于为新的卫生项目融资。世界应该施行一项全球银行税。亿万富翁应该站出来支持慈善。石油公司应该有所付出。中国这样的新捐助国也有能力填补传统捐助国所留下的空白。

世界不差钱。需求也很饥渴。道德和远见才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