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在近来令印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陷入瘫痪的政治僵局中，在威廉·巴特勒·叶芝口中一向精明强干的两国领导人彻底丧失了说服力，而错误肤浅的舆论却愈演愈烈。事实上，类似这样的狂热几乎没有消退的迹象。

对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美国人在目睹身边失业、房屋止赎的悲惨景象和美国国际地位江河日下的同时，一边从财政清廉的过时主张中汲取狂热，一边紧紧抓住手里的圣经，拥护对美国宪法做出的幼稚解读。但他们的做法只能令美国经济越陷越深，同时进一步加大经济复苏的难度。就连他们厌恶税收的金主们也在赞赏这群乌合之众捍卫其财产做法的同时，开始对这种不计后果的想法给投资环境和股票价格造成的冲击表示担忧。

2008年肩负着美好愿望和期待上任的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现在就像被车灯照着的野鹿般不知所措。他知道经济的短期需要与国债管理的长期需要相左，但是他无力提供果断的领导。他寻求妥协的错误举动只能进一步激起反对者的狂热。

曾经以诚实智慧闻名于世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如今也已陷入瘫痪，面对同样蛊惑人心的民粹运动无法采取统一有效的行动。这次民粹运动是由绝食活动家安纳·赫扎尔领导的反腐败改革运动，前不久刚刚以充满狂热混乱的妥协宣告结束。赫扎尔在义愤填膺地挥舞着旗帜的城市中产阶级和以感性为追求目标的媒体怂恿下，用尽一切手段夺取圣雄甘地的衣钵，他善于模仿甘地的虔诚，但却不具备甘地赖以为本的智慧。

基层官员（警察、法院和政府职员）腐败一向在印度屡禁不绝。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各种腐败花样百出。像土地、矿产和碳氢化合物这样的公共资源和电信频谱价值迅猛增长，在这场资源控制争夺战中，商人们开始寻求捷径。

腐败愈演愈烈的另一个原因是竞选开支猛增，政客因此从商人那里募集资金，并许诺为其提供报偿。印美两国都不为竞选活动提供公共财政支持，但美国允许大企业为竞选捐款，而印度法律一般不允许这样做（因此企业在竞选捐款时往往都偷偷摸摸）。

但印度的反腐败运动没有针对腐败蔓延的结构性因素，相反却哀叹世风日下，要求额外加设依靠严刑峻法实行监管和惩罚的政府机构。对民主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转而信奉圣人和他们的魔法圣物。就像美国一样，公众的愤怒不知怎样被从行贿的富人身上转向了腐败的政客。

美印两国都需要思考如此愤怒的民粹运动对民主制度的长期影响。其中印度尤其如此，因为那里的竞选活动活跃，普通人相比美国参与热情更高，但同时其他民主机构又不够强大，有些甚至无法正常运转，而且司法程序过于缓慢，偶尔还会发生腐败现象。

民粹分子向欢呼的人群批评当选政客是小偷和劫匪，但同时也贬低代议政府制度和流程。就在不那么遥远的过去，非洲、拉美和南亚等地区随处可见的这类诋毁往往降低了民粹独裁主义的控制难度。

事实上，“安纳就是印度，印度就是安纳”这句流传甚广的口号让人回想起1975－1977年英迪拉·甘地紧急统治下的苦难岁月，当时她的追随者就喊出了“英迪拉就是印度”的口号。但这些口号贩子忽略了印度的极端多样性。包括印度1.5亿穆斯林在内的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就公开反对赫扎尔的活动。

某位贱民（印度古老种姓制度的最底层）领袖担忧安纳的成功会推动某些多数派领导人发起更大规模的运动，废除赋予低种姓民众特定尊严的保护性权利和反歧视性雇佣政策。一些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也抗议赫扎尔的要求取代了他们自己截然不同的反腐败计划。

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吸引一批人的支持并非难事。电子媒体特别关注挥舞旗帜拥护民族主义事业的色彩斑斓的民众。正如某位记者指出，当1998年5月400，000群众（远多于赫扎尔在德里的追随者数量）在加尔各答游行抗议政府的核试验计划时，媒体却几乎没有注意到。

即使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某项运动（美国或印度近来的政治运动并非如此），民主在程序和参与层面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冲突。除选举改革外，政治参与渠道和民怨表达都必须遵守制度和程序，而相关制度应当至少可以免受政治混乱的影响。

当然，代议制政府有时的确反应迟钝，特别是在选举间歇期的时候，但直接民主却并非解决之道。1978年美国加州举行的物业税征收限额全民公投导致州政府运转失灵加剧就是明证。像安纳·赫扎尔那样以绝食扰乱公共秩序并胁迫仓促通过立法也绝非解决之道。

世界两个最大民主国家的多数民众都明白民主无法提供神奇的解决方法。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悲的问题就在于太多的人愿意尝试病态的权宜之计和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