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布什总统以鼓吹推进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而闻名。执此论调的并非他一人。自威尔逊以来的大多数美国总统都做过类似的表示。

因此当国务卿希拉里早些时候在国会就美国对外政策的“三‘D’”—防御（defense）、外交（diplmacy）和发展（development）—作证时就备受关注。代表民主（democracy）的“D”显然不在此列，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变化。

克林顿和布什都频繁引证民主对安全的有益作用。他们援引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称民主政体之间几乎不会开战。但是，更确切地说，学者们所言是 自由 民主政体之间几乎从不开战，这很可能是因为自由主义宪政文化比仅仅选举的事实更重要。

尽管选举重要，但自由民主并不仅仅是“选举民主”。脱离了宪法和文化制约的选举可能造成暴力，就像波斯尼亚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非自由的民主政体则会相互攻击，如1990年代的厄瓜多尔和秘鲁。

在国内外的许多批评者眼中，布什政府的过度政策使民主推进的理念黯淡无光。布什以民主之名行入侵伊拉克之实就意味着民主可以用枪炮强加于人。“民主”一词与其特殊的美国变量相关联就增加了帝国主义的内涵。

另外，布什的夸张言词又常常与其实际行动不符，从而其虚伪也备受诟病。对他而言，批评津巴布韦、古巴和缅甸比非议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要容易得多。他先前对埃及的批评之声也很快变得温和了。

然而，在对布什政府政策失败的过度反应中有一种危险。民主的成长不是美国强加于人的，而它本身也可能有许多形式。随着各个经济体的发展和人民对现代化的适应，更大程度参与的愿望广泛存在。民主并没有遭受挫折。“自由之屋”，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布什上任之初列出了86个自由国家，而在他执政末期，这一数字略有增加，达到89个。

民主仍然是个值得为之努力的广泛目标。但将这个目标与用于实现它的手段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武断地推进和较为温和地支持民主化之间是有区别的。避免高压政治、不成熟的选举和虚伪的高调也并不是要排除一种富有耐心的政策—它所依赖的是经济援助、幕后外交、协助公民社会发展的多边策略、法制和管理良好的选举。

与对支持国外民主的对外政策手段同等重要的是我们在国内实践它的方式。当我们试图将民主强加于人，我们就玷污了民主。当我们将自己的最佳传统发挥到极致时，才能激励他人仿效，从而创造吸引的软实力。这种方式就是里根所说的“山丘上的亮丽城市”。

例如，美国内外的许多人都开始对美国式的政治制度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种被金钱左右并对局外人关闭大门的制度。阿巴马在2008年的当选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美国的软实力。

美国国内实践自由民主的另一个方面是当前饱受争议的美国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方式。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极度恐惧的大气候下，布什政府着手歪曲对国际和国内法的解释，并由此玷污了美国的民主，削弱了其软实力。

幸运的是，在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和多元的立法体系帮助下，这些举措被置于公众辩论之中。奥巴马宣称将在一年内关闭关塔纳摩湾的羁押设施，并将相关的法律备忘录公之于众。这些备忘录是用来开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对被羁押者的折磨行为。

但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的问题不仅事关历史。这种威胁仍然存在，我们需要记住的一个重点是民主政体中的人民既需要自由也需要安全。

在极度恐惧的时刻，态度的钟摆摇向了频谱的“安全”一端。在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暂时中止了 habeas corpus 的权利—被羁押者有权在法庭上挑战被羁押事实的原则。罗斯福在二战初期也拘留了日裔美国公民。

当布什政府中一些更具理性的成员现在被问到为何在2002年会采取那样的立场时，他们列举了“9.11”之后的炭疽袭击和对美国民众遭受第二次袭击的广泛恐惧。在如此的环境下，自由民主和安全之间关系紧张。

恐怖主义是一种表演。它不是通过彻底破坏，而是通过戏剧性地表现对平民的残暴来产生效果。恐怖主义就像柔道。较弱的对手通过借力打力来战胜较强的一方。

恐怖分子希望创造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氛围来挑动我们通过降低我们自身自由民主的质量来伤害自己。如果我们要保全和支持国内外的自由民主，那么在防范新的恐怖袭击的同时了解和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就至关重要。这就是奥巴马政府在当下的美国引导的一场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