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民主主义在应对危机之时是否过于缓慢？民主制度在制定长期计划时是否显得过于稚嫩？

在许多世界上的发达民主国家都处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时期，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关键。例如，意大利首相马里奥·蒙蒂很有必要，用合情合理的雄心壮志出台全方面的改革政策。他既有能力而且又正直可信赖，但却面临着拟结构性所带来的阻碍。过去领导人拥有三年的时间使选民们信服他们出台的政策所带来的利益，但当今的临到人却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去说服全球金融市场支持他们的政策

蒙蒂被一些意大利的立法委员所阻挠，这些立法委员，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说，不懂改革和市场，但却要求短期而又立竿见影的明确结果。蒙蒂能否超越自身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运用足够的意志力和阐明事物的透彻能力去实现这一行动？

同样，美国的政治体系也变得越来越功能失调。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日前评论道，无论谁会取得2012年总统选举的胜利，“选民主义”都有可能会压倒“民主主义”。三权分立，是美国建国领导人在Montesquieuz这样的哲学家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治国纲领。但这一原则现如今将美国领向了几近瘫痪的状态。

民主主义不仅由于其在危机爆发时期反应时间过慢而备受打击；而且当人们想要对将来制定长期的计划时，把自身因素考虑进去的时候，所面临的困难也使民主遭到不小的冲击。在大西洋的两岸的国家，政治领导人知道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贡献，但是当他们在实际做贡献的时候却不知道应该如何连任。他们似乎一直由于结构问题而被指责为短期主义。

但是，并不是因为民主主义的“时间问题”，而致使这种民主主义的时代似乎就此宣告结束。中国将自己国家的计划已经制定到了二十二世纪，并为此感到自豪，这不无道理。但是，中国将这种长期的制定计划能力归功于本国的文化积淀，而并非是自身的政治制度。中国人喜欢长远的考虑问题，原因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做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非民主人士。

当然，中国领导人可以不必太过于担心中国大众的观点就可以对重大事件做出应对。毕竟，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即使文明的社会正在形成，随之产生了新的利益和需求，并且这些利益和需求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完全地被控制和掌控，他们也并不梦寐以求实行民主制度。

但是，在一个全球化，透明化起主导位置的时代，这恰恰是非民主政权国家的劣势。有谁会梦想成为一名中国公民?甚至可以说成为一名新加坡公民？在朝鲜世袭连任主席的余波中，一些战略思想家正确地强调了中国在未来朝鲜半岛局势方面的核心作用。但是，尽管人们看到了在“伟大的领袖”金正日死后，朝鲜人民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极度悲恸的画面，但大多数的朝鲜人民可能梦想着加入民主化的韩国。（即使许多的韩国民众很惧怕这种情况出现）

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可能不想向西方人那样去治理国家，但是假设他们唯一的目标是向西方人那样花钱也可能是错误的。他们取得的成功越大，他们就会越发变得个人主义，就会期望从管理他们的人的身上得到更多的尊敬和照顾。

相比之下，一旦中国的经济增长衰退，反对腐败呼声则会越来越高，腐败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导致衰败的来源，而经济衰退则可能会在未来数年间出现。事实上，不久到来的中国领导人换届选举中，两个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已经被选定，这一决定只是通过大约至多100人选举过程产生，而这一过程只是例行公事罢了，记住这一点尤为重要。

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很有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即使目前为止还没有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萧条）。这不仅仅揭露了民主制国家政权的许多弊病，同时这场危机充当了这些弊病的培养基和催化剂。然而，这场危机可能会对那些非民主制国家造成更加严重的冲击。这些国家表面上看起更加有效率，而实际上却更加脆弱。我们可以从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增加的不稳定中得到这一结论。

民主主义比长远的选择更加具有抵抗力，这和某些人的想法背道而驰。但只要民主人士一直坚信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就会维持原本的正确性。非民主模式实际上不可能真正挑战民主主义。只有民主人士的错误行为才能够挑战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