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正缓慢的向全世界各处传播。从中东到拉丁美洲和亚洲，许多专制政权或正逐渐采取步骤朝着更民主和更负责任的政府形式的方向迈进，或已成为羽翼丰满、功能完善的民主政体。美国政府决心运用其影响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强化政治自由；的确，民主的扩张业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有很多理由使得当前的民主潮可喜可贺。民主是与更少的不公正和滥用权力，与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与政府对其公民真正优先事务的敏感度联系在一起的。但民主对经济成功有多重要呢？

据经验显示，没有多重要。这可能有些出乎意料。毕竟，并非所有的富国都有民主政府，而最穷的国家（主要在非洲）也并不都是非民主的。的确，就全世界来看，民主与较高的人均收入都有很强的关联。

但当我们从时间而不是空间层面来看时，这种关联就不复存在了。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在其政治转型之后通常不会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反之亦然，未能成功实现民主或重归专制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也通常不会比以前更糟糕。

我们在一些国家看到的收入与民主之间的正相关性可能是一种因果倒置：民主由于国家日渐富裕而很可能会更稳固。它也有可能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或文化环境引起的：在经济发展和发展及维持其民主政体的能力方面，有些社会就是比另一些社会更成功。

我们在不同国家观察到的收入与民主之间的正相关性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都不应与因果关系混为一谈。民主对于实现经济成功似乎并不重要。

当然，民主转型的方式繁多，将其简单叠加就难免会有误导之嫌。

在现实中，经济与政治体系的互动与一种重要的特性有关。（如果）一个民主体制诞生在一种市场机制健全、国外直接投资广泛和国际贸易量庞大的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那么它就更能够强化经济自由主义、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反之，如果经济被国家严格掌控，针对国外进口和资本流动的壁垒高筑，或依赖出让可耗尽的资源来换取外汇，那么这样的政体向民主转型的过程就会充斥着民粹主义和再分配的麻烦，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经验主义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个民主政体的成功取决于其政治转型期所实行的经济体制的开放度。在二战结束后，更为成功的民主转型都是以广泛的经济改革为先导的。这些改革延伸了市场范围，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国际融合。这样的例子包括1980年代末期的智利和南韩，以及19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

相反，当一个国家企图在脆弱和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实现民主转型时，其结果就会糟糕得多。这样的例子有拉丁美洲和菲律宾在1980年代中期的民主化，还有1980年代早期的土耳其和1990年代的尼泊尔。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比也很适用于这一类型。

中国首先向世界开放了它的经济体系，并直到现在（步伐太慢了一点）才开始考虑政治改革。而俄罗斯却跳跃式地进入民主体制，然后才开始担心用市场体系代替社会主义的问题。俄罗斯可能是别无选择，但中国式的道路似乎更能带来持久的经济成功。

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无足轻重。但以经济改革为先的改革次序对于成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有着开放而健全的市场机制的情况下，民主更有机会带来持久的繁荣。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成功的市场体系，国家必须尊重基本的个人权利：法制、私有财产和实施公正。这些根本的权力是民主政府的细胞。但就经济发展而言，这些基本权利比普选权和真正的政治竞争等纯粹的政治权力更为重要。

西方世界正是这样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实现民主的。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先导，政治自由主义紧随其后。但当今年轻的民主政体们做任何事都必须更快。它们没有将选举权局限于有产阶级或有更高教育程度的人群的奢侈。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铭记历史的教训。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政治改革更有望成功。我们必须坚持让埃及和巴基斯坦改善它们的市场体系，实行法制，将经济向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开放。允许自由选举和真正的政治竞争同样至关重要，但这应该在经济改革之后，而不是在其之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