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哪一天过去，而没有传出某位政府部长宣布辞职的消息。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点不奇怪。毕竟，仅欧盟内部的25个成员国就雇佣了1000多位部长，如果算上副职的话还会翻番。但部长们为什么会辞职？更有趣的是：为什么尽管有人早该辞职，却没有这么做？

不以实际调查为基础的概括肯定是猜测。部长们辞职往往由于陷入丑闻，这些丑闻近来常与政党筹资有关。仅在意大利就能找到好几个牺牲品。

有些时候，部长们由于所谓的"个人原因"选择辞职。这样的理由可能隐藏着更引人注目的因素，比如美国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不久前的辞职。但托尼·布莱尔失去最出色、也最忠诚的内阁友人Alan Milburn，则纯粹是因为后者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布莱尔同样失去了外交大臣Robin Cook和发展援助大臣Clare Short。两人的辞职源于对伊战争问题上严重的政策分歧，他们最终选择了离开。Cook先生至今仍活跃在英国政坛。

布莱尔首相的国防大臣杰夫·胡恩和他的美国同僚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却仍然在位。这两人均非丑闻缠身，也不是对领导政策持有疑义。恰恰相反，他们不仅全力支持，而且顽固地捍卫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偏差，比如说虐俘事件。部长们展开调查，把将军们抛到一边，让他们提前退休。尽管他们把疟俘者告上军事法庭，但显然不愿回答议员，更不用说来自公众的有关自身去留问题的质问。

伊拉克罪行尤其引人注目，但其它事例也同样能够说明问题。例如德国交通部长主持修建并引以为豪的道路收费系统，最后变成了代价昂贵的毁灭性灾难。但即便如此他也能继续留任，而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人，私有公司成了这次事故的替罪羊。如果灾难发生时部长并未直接参与，他或她就可以指责执行既定政策的官僚或承包商，自己却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是否总是如此？我们希望不是。每件事都让我们想起两个道德准则，今天谈起政府时这两种观念都已不再时髦：责任和荣誉。但两者都是，至少曾经是管理道德的组成部分。

职责意味着部长要对辖区发生的每件事负责，事实上，只有他们要承担严格意义上的责任。议会制度下，他们能够而且必须面对人民选举的代表，解释曾经发生的一切。

由于须负直接责任，因此事故发生后部长们仅查出责任者是不够的。公务员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自我辩白，而必须由部长们代为辩护。如果事态严重，部长无法为下属辩护的话，公务员就必须接受惩罚，而部长仍然要承担责任。

我们有理由认为拉姆斯菲尔德部长没有纵容伊拉克的疟俘事件，更不用说下达命令了。也许有人会愤怒地质问交到他办公桌上的说明和报告是否含有相关的内容。但无论如何，部长都要为领导下的错误勇敢地承担责任。即便作恶者已经被绳之以法，他也不能逃避理应承担的职责。

这也是第二种道德观¾荣誉之所在。这个词也许听上去老气横秋，但在拉姆斯菲尔德的问题上，它意味着也许宪法或法律没有要求部长为伊拉克疟俘丑闻辞职，但不久前相关人员的主动辞职曾被视作荣誉的象征。这种做法不仅表明这位部长已经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而且表明他将民主制度的完整性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更不用说他为之服务的选民的期望了。

民主不仅宝贵，更是一套不太稳定的价值观。如果希望说服他人相信民主，那么最好表明：我们不仅相信选举和多数意志，而且信奉责任与荣誉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