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堡—穆斯林政府可以将自己从本国权势军方手中解放出来，建立可以与自由民主国家相提并论的文官执政吗？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尽管情况大相径庭，却都面临着这一相同紧要问题。

要预测这场斗争结果如何，就必须理解地区的历史。自从伊斯兰教于700年前创立以来，就一直有着军队深度干预政治和治理的传统。事实上，伊斯兰教军事力量的见涨是其在全世界快速传播的助力器。

军队是伊斯兰教在中东以及波斯、南欧和印度次大陆生根发芽的关键。只要新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起穆斯林国家，那么军队就是其治国的全部。

军队全面干预国家的顶峰是奥斯曼帝国，其统治者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军士大多来源于伊斯兰教控制的欧洲国家。这些苏丹亲兵（被编入奥斯曼帝国步兵的基督教雇佣军）要么从欧洲征召，要么从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国家强征。

苏丹亲兵被禁止结婚，也不能拥有物业，这防止了他们对奥斯曼王朝之外的东西产生忠诚感。但是，这些限制在16世纪被取消，此后直到苏丹亲兵在19世纪被消灭之前，他们一直是伊斯坦布尔最有实力的力量（甚至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穆斯林国家的军队主导状况随着19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而崩溃。殖民势力填补了帝国衰落之后留下的空缺，它们拥有自己的军队，因此不需要当地力量来进行治理。但当20世纪欧洲人从穆斯林世界撤离时，当地力量死灰复燃，开始角逐政治控制。

20世纪中叶，军队在埃及、巴基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掌握了权力。在土耳其，军队将自己描述为世俗土耳其共和国的卫士，但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者阿塔图尔克本人便是一名军人。

如今，动摇着穆斯林世界大部的革命运动正受着伊斯兰军队统治史的束缚。在这些民众起义的早期，被排挤在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外的人群开始要求包融和参与。现在，革命进入了第二阶段，其标志是出现了要求旧军事势力不再掌权的正式努力。这场斗争正在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展开着。

在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罢黜后接管政治转型的军方不为穆斯林和世俗力量所容。大部分埃及人希望士兵远离政治，回到军营中去。

伊沙姆·艾利安（Essam el-Erian）的伊斯兰自由正义党（Islamist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在最近的埃及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最多的席位。最近，艾利安说，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伊斯兰自由公正党的紧密盟友）并不指望军事统治者会自愿放弃权力。他们需要被说服离开，如果说服不能奏效的话，就需要动用武力。议会驱逐军事统治者的第一步是捍卫其选择100位立宪大会参与者的权利。

与此同时，在土耳其，有着深厚伊斯兰传统根基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正在寻求限制军队的作用。不过，土耳其武装力量声称负有宪法使命来保护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传统。土耳其的将军们多次干预政治，捍卫基马尔主义（Kemalism，即将伊斯兰土耳其推向欧洲式自由主义的阿塔图尔克关于现代化的世俗意识形态）。

但是，对于这三个国家来说，土耳其在政治去军事化方面做得最成功。信奉基督教的总理埃尔多安已经连续三次赢得连任，他可以凌驾于军队之上行使权力。他颇有争议地囚禁了军方高级将领伊尔克·巴斯布格（İlker Başbuğ）。土耳其检方指控他意图颠覆政府——尽管许多人认为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最后，巴基斯坦军队——治理巴基斯坦长达32年，占巴基斯塔全部历史的一半——正在努力地重新赢得决策影响力。由于无法控制美国军队的行动——包括击毙本·拉登——巴基斯坦军队正在竭力试图插手该国与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尽管如此，军方临到人忌惮树敌过多，因此在最近宣布它们无意干涉政治。

自从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已有四个根深蒂固的体制被推翻，其他体制也受到了日益增加的压力，这给阿拉伯人民带来了希望，他们的要求不再会被忽视，新来的治理者将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但真正的革命只有在人民有了真正的代表，而不是军队开始左右国家的政治进程时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