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金融历史中的一部分，是努力寻找测量价值安全而稳定的方法的历史。然而，像对我们这个不可预知的世界的确定性的任何其他探求一样，这注定是要失败的。当最近的金融危机摧毁了我们能够为资产确定一个精准的价格这一看法的同时，它也有力地突显了这一弱点。现在，许多人深信这一缺陷是金融体系所固有的。但是，有关价值的不确定性也暴露了政治秩序深层次的问题。

在过去，金属货币为价值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但是这一解决办法并不便利和令人满意。说它不便利，是因为在日常交易中，黄金使用起来不方便，而白银对重大交易来说，价值太低。

而且，金属货币在发现了新供给的时候，其价值容易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在16世纪，来自新大陆的白银引发了持续的通货膨胀。19世纪中期加州黄金储藏的发现，以及50年后阿拉斯加、南非以及澳大利亚黄金储藏的发现，也导致了温和的通胀，而在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这样的发现的缺乏却导致了温和的通缩。

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断言，纸货币更加易于控制并且更稳定。这一依赖高度安全的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创新，改变了20世纪。但是，由于政治滥用的强大诱惑，它最初产生了一个更不稳定的结果。与温和通胀不同的是，因为政府过度发行纸币，20世纪的许多时候发生的都是极度的通胀。

但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发生了一个学术革命。将货币政策授予独立的中央银行，可望成为一个对抗印刷钞票的政治压力的完美途径。在美联储，从1979年开始，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开始了一个持续而成功的防止通胀的过程。欧洲在结成货币联盟以及建立欧洲中央银行来管理其新货币欧元的过程中，也吸取了同样的教训。

结果，人们认为货币稳定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他们可以积累资产，然后将这些资产作为抵押物来借越来越多的钱。但是，在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之后，因为损失程度暗含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金融资产大规模的毁灭粉碎了人们的这一看法。

源自金融部门的通缩是致命的，它比通货膨胀更难应对，这部分是因为利率只能降到零这样的技术原因。利率离零越近，对货币政策来说就越棘手。政策工具再也不起作用了。各国中央银行已经扩张了资产负债表，但是，价格却持续下降并且不确定性增加了。

通货紧缩是如此大的一个威胁，并且着手消除通缩的政策制定者比遏制通胀的斗士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任务，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所有的价格都不向下运行；特别是因为债务是以名义价值确定的，所以它们都没有调整。

债务的通胀和通缩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通胀降低了债务的价值，这对许多人和公司来说，感觉就像是在慢慢品味香槟，在他们没有负担的时候，产生了轻飘飘的美妙眩晕。

另一方面，通缩增加了债务，人们对此的感觉就像是被铅毯子窒息了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大萧条中，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准确地描述了债务通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其资产质量恶化感到担忧的借款人，催收他们的贷款，这迫使借款人清算资产。而这只会进一步使价格下降，导致更多的信贷配给，破产以及银行倒闭。

对通缩的政治回应，是呼吁国家变得更为强有力。在常规市场操作的范围内应对通缩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家足够可靠到去承担所有的债务，对此私人机构因为无法承受其风险而不愿持有。但是，经济学家将对因而发生的国家干预抽象地描述为“总需求”的扩张，掩盖了政府进行具体支出和救助具体行业和个人的政治决策的事实。

在以稀缺为特征的债务通缩背景下，援救操作的具体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我们在当前有关救助汽车业的分配效应的讨论中，能看到这一点；在对冲基金有权使用美联储的紧急信用额度的担忧中——对冲基金被广泛认为应该对现在的金融危机负责，也看到了这一点。

当前，有人将危机和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经历进行对比——这是日本“失去的十年”，在经济方面它也削弱了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正当性。当中欧和拉丁美洲对通缩的政治回应破坏了主流的秩序时，大萧条产生了更加震撼的结果。

中央集权是20世纪对新的不确定性的典型回应，其不足可能会导致一个早前出现过的反应的形成：伴随着对债务和债务工具不加区分的指责，人们产生了对市场经济强烈的反感。事实上，当政府手忙脚乱地对当前的危机作出回应时，我们应该记住，通缩不仅会导致激进的反资本主义，也会使人们对各种经济或政治组织产生深刻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