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

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深刻地抓住了当今货币时代精神，指出“货币战争”阴云正在笼罩世界。美国和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的双边对峙已经突变为对资本流和货币的大争论。

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在促使本国货币贬值。日本已经重启外汇干预，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也在酝酿大规模政府债券买入行动——即所谓的“量化宽松（QE）”，以降低长期利率、弱化本国货币。

中国则在竭力抵制美国和欧洲的压力，拒绝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出台抑制资本流入（至少抑制资本流入对汇率的影响）的措施。

只有欧元区在逆潮流而动。欧洲央行（ECB）短期利率升高无动于衷。但ECB亦无法坐视欧元升值，因为这样会使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等过的经济调整变得更为艰难。

全世界争相贬值的情形并非没有先例。20世纪30年代就发生过一次。当时，一个又一个国家抛弃金本位，试图将高失业赶出国门。但所有货币同时实现贬值是不可能的，因此，在1944年，IMF被授予防止出现以邻为壑贬值政策的责任，《IMF协定》其职责为对成员国的“汇率政策进行严格监督”。

如此重任在肩，IMF似乎理应让中国让步，让其他国家宣布停止货币战。但这样做忽视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不对称性。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遭受了危机重创，但形式不同。根据IMF的数据，今年发达国家真实产出仍将低于2007年，而新型和发展中国家将在2007年的基础上增长16%。从长远看，发达国家仍将在2008年危机泥淖中挣扎很长一段时间，债务深重的家庭和公共财政要想摆脱负债尤为不易。

IMF还认为，平均而言，发达国家要在10年中削减相当于GDP9%的支出（或者增加相同数量的税收）才能在2030年将公共债务对GDP的比例降低到60%。而新兴国家不必进行任何财政整合就能将债务比率控制在GDP的40%。

如此巨大的不对称性要求相对价格进行大幅调整。发达国家产品的价格（即真实汇率衡量）需要对新兴国家贬值，以补偿预期内部需求不足。

事实上，不论各国之间汇率如何，这一幕都要发生。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汇率维持固定，发达国家将经历长期的低通胀（甚至通缩），其债务负担将变得更加难以摆脱；而新兴国家将经历资本流入、外汇储备大量囤积和货币供给剧增，最终推高物价，进入通胀期。不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通过名义汇率变动进行调整均是更好的选择，因为这既能使前者摆脱通缩，又能使后者免遭通胀。

自2007年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汇率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当然，有些货币升值了，有些则下降了，但平均而言什么都没有发生。所需的调整被人为地制止了。

对各国来说，问题不在于（比如）新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了什么，而是本国货币对竞争对手发生了什么。因此，巴西希望雷亚尔对其他拉美国家贬值，泰国希望泰铢对其他亚洲国家贬值，所有国家都希望本国货币对人民币贬值，而中国又担忧人民币升值会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和孟加拉国迁移。于是各国缺乏合作，各自为战，最终一损俱损。

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也出现了合作问题。量化宽松是一种合法合理的货币政策工具，但要不是为了使汇率贬值，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也不可能对它如此倚重。事实上，欧洲央行拒绝跟进的态度可能会增加美英货币政策选择对增长的预期影响，但整个欧元区将为此付出代价。

因此，中国汇率政策之争已不再是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而是代表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间的全球宏观经济交锋。由于发达国家间和新兴国家间都缺乏精诚合作，要解决货币战争绝非宣布停火就能了事。真正需要的是充分理解货币战争的性质，扫清达成共识之路上的一切障碍。

这并不是说人民币汇率问题不重要。相反，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调整中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人民币问题可谓重中之重。最近的IMF/世界银行年会表明我们正在逐渐认清问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人民币缺乏弹性提出了批评。

是IMF表演的时候了。IMF应该客观评估所需要的调整并促使各国形成多边解决方案，从而为汇率问题讨论提供一个概念性框架。IMF不能代替政府作抉择。但它可以帮助各国政府寻找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