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的官员在最近的年会上大为谈论腐败问题。这一关切可以理解，因为世界银行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钱最后落在某些秘密帐户上，或者资助了某些承包商奢侈的生活方式，从而令国家更为负债累累，而非更为繁荣。

世界银行的前任行长沃尔福森和我不顾反对把腐败问题列入该行的议题而广受赞誉。那些反对者把腐败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因而超出了世界银行的职权范围。我们的研究表明，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体系上的关系，这一关系使得我们可以探究这一关键问题。

但是，世界银行开始治理腐败之时，应当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首先，腐败形式多样，所以，反腐战争应当在众多的战线开展。我们无法打击弱小国家转移少量资金而同时忽视将公共资源大规模地转移到私人手中。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

在某些国家，公开的腐败主要通过竞选资助进行。这些资助让政客们用好处回报主要的捐助者。小规模的腐败是坏的，但是政治进程中体制性腐败则会造成更大代价。竞选资助以及院外游说导致共用事业在适当的监管框架到位之前快速私有化，其方式产生仅有的几个竞标者。因而它们会在甚至没有给政府官员直接回扣的情况下阻碍发展。

生活从来不是泾渭分明。正如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发展政策一样，反腐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对付腐败之道应当像腐败本身一样复杂而又形形色色。

第二，世界银行布道反腐并无不可。但是，重要的还是政策、程序以及体制。实际上，全世界基本上把世界银行的采购程序视为值得崇拜的典范。确实，一些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根本不需要世界银行的贷款，但也从世行那里用比从美国那里高得多的利息借钱，因为它们相信这些程序会帮助确保高质量的工程不受腐败侵蚀并成为其他领域的标准。

但是，反腐的成功需要比良好的采购程序更多的东西(例如，避免单个来源的非竞争性竞标)。可以颁布许多其他政策和程序来降低腐败的激励。例如，某些税收制度要比其他的税制更为抗拒腐败，因为它们可以抑制征税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世界银行的主要责任是与贫困作战，这就意味着当它面对一个深受腐败侵蚀的穷国时，它的挑战是找到途径来确保款项不被污染并能够用于需要的工程和人们的上面。在某些情况下，这就会要求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但是，视而不见很少就是最佳的对应之策。

最后，尽管发展中国家必须承担铲除腐败的责任，西方国家也需要做很多事情。至少，西方国家政府和企业不应当串通一气。每个行贿总有行贿者，而在很多情况下，行贿者是来自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企业或其代理人。

确实，所谓的“自然资源诅咒”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腐败盛行，而那些希望将其自然资源折价出售的公司则经常助长腐败。“自然资源诅咒”是指资源丰富的国家一般而言落后于资源贫乏的国家。美国卡特政府通过反海外腐败法规定美国公司在全球任何地方行贿均为违法，从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是在正确方向上的另一个步骤。让所有给政府的支付透明化将会带来更大的进步，而西方国家政府只要通过把这一要求与税收抵扣捆绑在一起就可以鼓励做到这一点。

处理银行保密也同样重要。银行保密通过给腐败的独裁者提供其资金的安全庇护而便利了腐败。2001年8月，美国的恐怖主义攻击前夕，美国政府否决了经合组织限制秘密银行帐户的决议。尽管美国政府从此以后改变了对恐怖份子银行秘密的立场，但是，对于腐败官员还没有这样做。世界银行的强硬立场将会提升其在反腐战争中的信誉度。

那些批评世界银行在腐败问题上的立场的人们并非因为他们赞成腐败才这样做。某些批评人士担心反腐议程本身的破坏，那就是，这一斗争将会被用来作为削减令美国政府不悦的国家援助的“借口”。世行大谈反腐，与此同时计划扩大对伊拉克的贷款看似互不合宜。这些关切在此找到了共鸣。无人能够证明伊拉克没有腐败，甚至位于国际腐败程度后排。

但是，最为刺耳的批评来自于那些担心世界银行正在偏离其职权范围的人们。当然，世行必须竭力确保它的钱用在了实处，也就是既要反腐，也要同不称职做斗争。

但是，金钱本身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一心一意关注反腐也不会带来发展。相反，这只会把那些奋力摆脱贫困的人们的注意力从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上转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