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资本主义现在处于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严重的衰退、全球经济脱节以及世界上发达经济体金融部门实质上大量国有化已经深深地破坏了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平衡。人们都在猜测新的平衡在哪里可以找到。

    那些预言资本主义灭亡的人必须面对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具有几乎无限量的重新塑造自我的能力。的确，资本主义的可塑性是它克服几百年来周期性危机并且挺过了从马克思以来的抨击的原因。资本主义能否存活不是问题，它肯定可以。真正的问题是，世界各国领导人是否展示出必要的领导力，在我们从当前危机中脱身的时候把资本主义带入下一个阶段。

    在释放人类社会共同的经济能力上，资本主义无人可比。这就是为何从广义上说所有繁荣的社会都奉行资本主义。这些社会围绕私有财产而建立，并且允许市场在分配资源、决定经济奖赏上发挥重大作用。然而前提条件是，财产权利和市场都无法依赖自身运行。他们需要其他社会机构予以支持。

    所以，产权依赖于法院和执法，市场依赖于监管者来限制滥用并且解决市场崩溃问题。在政治层面上，资本主义需要报酬和转移机制以便使得其结果可以让人接受。正如当前危机再次证明的一样，资本主义需要稳定性的安排，例如最后靠山的借贷者以及反向周期的财政政策。换言之，资本主义并非自我创造、自我维系、自我监管或者自我稳定。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学习和重新学习这些道理的过程。亚当斯密理想化的市场社会要求国家仅仅起到守夜人的作用，仅此而已。政府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确保其分工就是落实产权、维护和平并且征收些许税款用于有限范围的公益。

    二十世纪早期，有限的公共机构管理资本主义加以维系。在实践上，国家发挥的作用经常超越这一观点(例如，1889年陴斯麦在德国推出了养老金)。但是各国政府继续用限制的眼光来看待其经济作用。

    这一局面随着社会越发民主、工会以及其他团体越发团结一致反对人们所视的资本主义剥削而开始改变。美国试行了反托拉斯政策。经济大萧条之后，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作用变得广为接受。

    当今工业化国家中公共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快速上升，从十九世纪末的平均百分之十不到上升到二次大战前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二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建立了精密的社会福利。在这些国家中，公共部门扩大到国民收入的平均百分之四十以上。

    这一“混合经济”模式是二十世纪的杰出成就之一。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建立的新平衡开创了发达国家前所未有的社会凝聚、稳定以及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中期。

    从八十年代以来，这一模式受到创伤，现在似乎已经崩溃。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其原因，那就是全球化。

    战后混合经济是为民族国家建立并且在这一层面上运转的。这一局面需要阻止国际经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体制导致国际经济联合的“影子”形式。这一形式对国际资本流动施加控制。凯恩斯及其同时代人将其视为管理国内经济的关键所在。这要求各国实行仅仅是有限的贸易自由化，而且对社会敏感部门，例如农业、纺织品以及服务做出了大量的例外。这样，各国只要遵守几个简单的国际规则就可以自由地建立自身的国家资本主义版本。

    当前的危机表明形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破坏了旧有的规则。当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遇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时候，由于没有什么保障体系，就会导致爆炸性的混合。没有什么保护性机制来防止全球流动资金过剩。随后加上美国监管不力，造成庞大的房地产泡沫和崩溃。国际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拦危机蔓延。

    人们得出的教训并不是资本主义已经死了，而是我们应该重新塑造适应新世纪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新世纪中，经济全球化的力量要远远大于以往。正如亚当斯密基本资本主义转变成为凯恩斯的混合经济，我们需要考虑各国混合经济转型到全球经济。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构想市场及其支撑机制在全球层面上更好的平衡。有时，这就要求把各种机制从民族国家中延伸开来并且强化全球管治。另外有些时候，这意味着防止市场扩展到机制范围以外，而这些机制又必须限于国家的范围。正确的措施将会因国情以及问题范围不同而各不相同。

    设计下一代资本主义并非易事。但是我们的确可以有历史可以证明，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其几乎可以无限可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