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逾三年，但美国经济依然步履蹒跚，这让人们看清了一件事：除非美国改变其经济中的内需和出口结构，否则根本无法提振增长、减少失业。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来一次结构性变革，扩大可贸易部门并增加其竞争力。

在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十多年里，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经济一直在用过度消费来给自己加速。家庭部门储蓄节节下跌直至几乎为零，而低利率导致了过度负债、资产泡沫以及财富不断膨胀的幻觉。

政府也在削减储蓄——不断地增加赤字。总而言之，美国经济扩张的速度要快于制造收入的速度，出现了贸易（更确切地说，是经常项目）赤字，并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来为这一赤字融资。不管从家庭还是从政府角度看，美国的支出-收入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

由于内需强劲（政府和医保扩张对此居功甚伟），因此尽管劳动力数量大增（自1990年以来增加了2 700万）且节约劳动力的信息技术发展迅猛，美国经济和就业仍然保持了增长。除了财政可持续性之外，这一模式还有另一大隐患：分配——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十分缓慢。

此外，由于美国经济过度依赖内需，其结构开始偏向不可贸易部门（所有新增就业岗位全部来源于此），而对外需从而出口的依赖不足。由此引起的收入和价格变化造成了可贸易部门的萎缩，因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低附加值部分开始向新兴市场转移。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给需求端的不可持续模式来了一脚急刹车。资产价格下跌了，家庭开始了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储蓄上升了，而政府——面临着下降的岁入和上升的失业保险支出——根本无法承担弥补不足的责任。

但这一模式显然也是不可持续的。其净结果是内需大幅萎缩，总需求（内需+外需）严重不足。结果，美国经济增长几乎陷入了停顿，特别是在如今联邦政府（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寻求减少自身预算赤字的环境下。

内需的严重不足妨碍了不可贸易部门的增长和就业，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结果。相反，可贸易部门对外需产生反应，因此可以受新兴经济增长提振而实现增长。这对于美国经济是大有裨益的，但可贸易部门的现状决定了它并不是就业引擎。事实上，过去20年来，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演化已使得美国根本不可能在不扩大可贸易部门的情况下获取外需增加的好处。当家庭部门的去杠杆化过程结束时，内需支出将反弹，但储蓄率再也不会、也不应该再降为零了。

以减少赤字为形式的财政刺激可能会在结构调整后、可贸易部门竞争力有所提升时有所帮助。但刺激本身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的话，一旦刺激结束，内需不足的痼疾就会复发。有控制的赤字削减计划是在为结构变化争取时间，只有结构变化才能扩大利用外需的能力，从而补上总需求不足的漏洞。

美国需要什么样的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应该如何发生？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效率不仅取决于私人部门激励和市场力量，也取决于政府改革和投资。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诸多部分都存在高失业，因此工资下降的压力将进一步破坏美国已然扭曲的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最终会出清，但由于存在技能不足和其他短期错配，其过程将既缓慢又痛苦。

光靠政府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更不用说药到病除了。但政府可以采取行动以改善生产率、投资回报和创新环境，从而加快解决问题的速度、强化结构调整的长期结果。

可行的政策措施必须包括完整的税收改革、平衡的赤字削减计划、对教育、技术升级、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的投资，以及完善的能源政策（该政策要对相对能源价格形成预判，因为新兴市场的增长将在未来25年内使全球经济规模扩张三倍）。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这些投资中的诸多项目应该在私人部门（商业部门和劳动部门）的合作下进行。毕竟通常只有私人部门才拥有如何寻找最佳机会的相关知识。

最后，试图在当前财政环境中在不加税的情况下实现再平衡（可能会出台克服累计投资不足问题的暂时性措施）的想法是不明智的。这样做不但会妨碍复苏的速度，还有碍于最终结果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