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２５年，非洲的治理和媒体的情况展现出令人鼓舞的进步。非洲不仅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的遗策，还超越了冷战的桎梏。旧的教条已经让位给新的实用主义－一种创新、尝试和为非洲的挑战寻求非洲式的解决方案的新自由。

多年以来，非洲在对民主的脆弱性和潜力的学习方面颇有成效。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希望政府能和平变革，区域合作，聚贤纳才，惩治腐败。进步的影响还超越了政府。正如非洲经济委员会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公民社会和媒体在过去十年的民主改革中增强了它们的声音和权力。”

但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媒体方面，非洲仍然任重而道远。

对新闻自由的尊重来自于对多元化的尊重。而后者是和平与进步的基石。多元化意味着一种聆听不同声音的胸怀－不论这些声音是否顺耳－和一种包容文化多样性的意愿。

当多样性成为我们的隔阂时，其结果可能是悲剧性的，正如我们在卢旺达、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所看到的情况那样。但当我们欢迎多样性－以及与之共生的争论和不同意见时－我们就播种了稳定和进步。

但当今还有一个和媒体相关的，关于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新闻知识是否足够的问题。非洲的领导人们似乎对这种知识的深度和新闻工作者能为复杂问题带来的广泛的谅解怀有严重的疑虑。显然，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知识对非洲新闻事业的未来至关重要。

例如，生物工程的革命旨在转变农业社会，正如老的工业革命曾重塑了城市一样。基因研究会改变我们应对包括艾滋病和疟疾在内的灾难性个人和公共医疗问题的手段。

同时，物理学为我们考量气候变化对非洲的食物和水供应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信息技术在为非工业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会使非洲，包括偏远农村的教育全面改观。

但对这些主题有足够的了解并能将信息传达给非洲受众的新闻工作者却严重短缺。

为了改善局面，我们需要增加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公务员、商人和宗教领袖等被报道者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总之，我们需要更清楚的传达公民社会的声音。

在媒体方面，这意味着在报道和写作过程的初期更为严格的调研。培养知识和培养消息来源同等重要。

但消息来源也可以更有作为。例如，非正式的背景介绍在西方司空见惯，而在非洲却相对少见。有的新闻工作者甚至在对直接请求的回馈方面都会遇到困难。分享信息是非洲需要培养的习惯。

理想情况下，新闻工作者们应该接受其专业领域的细致的教育。科学的复杂性、经济学知识、政治的微妙性以及法律和医学的专长－所有这些技能都理应在我们的新闻编辑室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一理想至今尚未实现也是情有可原。首先，新闻并未被人看作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因为长期以来，非洲的许多年轻人都将新闻工作者看作是御用的宣传工具。此外，新闻职业还通常是危险的。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间，有１０８名新闻工作者在非洲遇害；虽然风险在不断降低，但却仍然存在。最后，非洲新闻工作者的薪酬比其他职业要低得多。

媒体的所有者和经理人也应该为传媒的低质量负责。通常，制定媒体议程的人首先将其看作是一种商业议程。媒体成功的标准也往往只是财务利润。这就使得媒体在片面追求读者和覆盖率时任人摆布，歪曲事实，误导受众。新闻服从于娱乐，而知会公众的责任也让位于讨好受众的需求。

负责和相关性的报道不是这种商务模式所优先考虑的。媒体的力量被用来颠覆传统的价值体系－让不相关的显得至关重要，把微不足道的用来大肆炒作。

这种扭曲的新闻报道在非洲所能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它能损害非洲的价值体系，牵扯非洲人的精力，阻碍非洲的发展。受人摆布的新闻事业不仅是一种妨碍；它还可能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即便在保持自由、独立和商业成功的前提下，非洲媒体仍然可以与政府、私有部门和公民社会的组织之间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从而成为相关信息、有力的评论和见解及建设性和协作性社责任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