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总裁的甄选进程比预期中快，而笔者十几年来不断抨击的恰恰是该组织以其首脑选举制度为代表的管制方式：根据各大利益攸关方（G8）之间的君子协定——总裁必须是欧洲人，而二把手以及世界银行总裁则由美国人担任。

欧洲人通常会私下商定继任人选，美国人也一样，双方都不太理会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只是草草咨询一下了事。而这种做法所产生的结果对IMF本身，世界银行以及全世界都是没有好处的。

其中一个最臭名昭著的任命就是指派保罗·沃尔福威茨这个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担任世界银行总裁。他在任时所作出的决策跟导致美国卷入那场灾难性冒险的决定一样糟糕。此人将反腐败设为世界银行首要议程，最终却因为自身的徇私行为而被迫中途离职。

最终在对美国引发的大萧条的反思中，一个新秩序似乎正逐渐浮现，20国集团（G20）同意（或者设想）下一任IMF领导人将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选出。有人推测说这一程序将催生一位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总裁。毕竟IMF的主要任务就是应对危机，而大部分危机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自从在30多年前启动取消金融管制和经济自由化的乱政后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遇险，并因此涌现出许多风云人物。

应对危机需要异常谨慎。回想起来正是IMF和美联储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错误处置直接导致该地区的经济下滑演变成衰退，再又由衰退恶化成萧条，而当今世界已经无力再次承受这样的过失。

如今危机也正不断逼近欧洲：欧洲央行似乎要将自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盈亏——上面满是爱尔兰，希腊和葡萄牙的债务——凌驾于这些国家民众的福祉之上。这些债务几乎肯定要被重组，但在放任这些银行盲目使用高杠杆并积累大量有毒金融衍生品之后，欧中央行现在对任何形式的债务重组和减记都开始持反对态度。

但欧洲央行现在才将债务重组认定为“不可考虑”已经有点太迟了。欧洲央行本该在纵容这一情况产生之前深思熟虑。而事实上不仅要考虑，更应该采取一些管制措施以防欧洲各国银行变得过于不堪一击。

如今欧洲央行需要考虑如何拯救所有人，而不仅仅是那几个购买了债券的银行。这个新思维必须以民众福祉为先，随后才是银行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即使后面两者失去了一切，只要合理地进行重组，我们依然可以拯救这些银行并保护纳税人和劳动者的利益。

IMF下任总裁将何时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而这一财政拯救行动是否是通过财政紧缩（由普通市民来承担成本，而银行家只是略伤了点皮毛）——则极端重要，却也是难以预测的。尽管IMF的策略在东亚，拉美和其他地区都不奏效，但依然有人拥护这个组织，甚至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总裁之位争夺战的走向跟许多人想象的不同。某些最够资格的候选人（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未能从本国政府处得到整个政治程序所需的支持。其他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候选人则对是否参选犹豫不决——这是一份相当残酷的工作，整天东奔西走，不但要求智慧和经验，还得有一幅好身板。

而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希望看到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人选来领导IMF，首要原则是通过一个公开透明的程序选择一个具备相关能力，承担和认识水平的领导人，一个能在IMF业已启动的改革道路上坚持走下去的人。

权力政治可能意味着在最高管理层将同时有中美两国的高层人物跻身其中，而二把手位置将依然由美国人来担任的推测也必须被抛弃。

但不管最后人选是谁，IMF，世界银行和国际社会都必须重申他们对公开透明程序的承诺——并思考如何改善这一程序。与其由各国政府提名候选人（它们往往不愿提名来自反对派的绝佳人选），不如由一个国际提名委员会来进行提名。同样，对投票过程的修改（由各国公开投票而不是通过选区，或者要求当选人必须赢得大多数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支赞成票）将促使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官员竞逐总裁之位。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公开竞选，而不是闭门商议——似乎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我们也希望当选者不要像在选举政治中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被竞选承诺束缚了手脚。过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将世界拖入了现在这场混乱当中，而同样过分简单化的拯救方案（即便是以“辣手仁心的紧缩”形式）也只会令问题更加复杂化。

其中一个呼声最高的下届IMF总裁候选人是一位法国女性，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作为法国财政部长她成功带领国家渡过了衰退，而她本人也是位金融部门改革的大力鼓吹者，在同僚中也久负盛名。

虽然政治总是不青睐那些优秀的候选人，但世界应该庆幸至少还有拉加德这么一位，而国籍也不应该成为她当选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