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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价值观?

发自柏林——如今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21世纪主导整个世界。该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战略潜力,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对基础设施,教育和科研的巨额投资,还有大规模军备建设都证明了这一判断。这意味着,在政治和经济意义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世纪。

必须认识到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成功崛起,这个世界肯定是一番更糟糕的景象。但如今这个世界又将是何种状况?可以预期这股势力将塑造自己的地缘政治格局,但在这些行为背后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在支撑着一切?

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为中国崛起打下基础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军事和科学技术)政策并不能为此提供答案,因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的崛起以及法治——依然处于缺失状态。事实上,政治现代化进程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反对,因为他们根本没兴趣放弃自身对权力的独家垄断。此外,向一个疏导(而非压制)政治冲突的多党制体系的转型也充满风险,即便该风险必将随着一党制统治(以及相伴而生的地方性腐败)的继续延续而不断增大。

在意识形态上,中国领导层对人权,民主和法治这类事物的抵制是基于一个观点,那就是这些一般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其实只是实现西方利益的掩护伞而已,因此对这些事物的否定也应该被视为一种自尊之举。既然中国已经永远不会再屈从于西方军事力量之下,因此也不能再度臣服于西方的规范。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起源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亚洲价值观”概念。但时至今日,也是该概念提出整整30年后,其意义却依然模糊不清。从本质上,这一概念就是为了证明某种集体主义专制统治是源于当地传统和文化的正当产物,而自治则被定义为是一种外来物——换句话说,这就是一种与西方及其价值观完全不相同的事物。因此,“亚洲价值”并不是普世规范,而是一种服务于身份认同政治的自我保护策略。

考虑到西方对亚洲的殖民历史,这种保持独特身份定义的意愿既具有其合法性,在情感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对许多亚洲国家——旗手当然是中国——来说,现在是时候清算一下旧账了。但维护自身实力,那些营造特殊“亚洲”身份定义的需要以及清算历史旧账的意愿都不能解决由中国崛起成为本世纪支配力量所带来的规范问题。

而这个问题将如何得到解答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它将决定一个全球势力的特性,并以此决定它将如何与那些比它弱小的国家相处。当战略重要性和潜力令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全球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全球势力。而一般来说,这样的国家随后将尝试通过强加其支配地位(霸权主义)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如果此举是基于强迫而非合作的话,就将成为滋生危险冲突的温床。

世界对一个全球霸权架构的顺从——也就是由全球势力维护一个世界秩序的状况——在冷战后幸存了下来。苏联并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西方,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都是西方的发明,但它在政治层面上反对西方。而其崩溃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因为它的国内外行为都是基于被迫的服从而非人们的真心赞成。

相比之下,美国(以及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及其对个人权利和公开社会的倡导,成为了冷战中最有力的武器。美国的获胜并不仅仅来自其军事优势,而是出自其软实力,出自其支配地位并不是来自于威胁强迫(虽然某些时候也有类似情况出现)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人们的赞同。

那么中国会选择哪条道路?中国一方面没有抛弃其令人敬仰的古老文明,另一方面也因为采取了当代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才实现了重新崛起——这是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正是他在30多年前让中国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有关政治现代化的决定性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答。

很显然,国家利益以及其他某些纯粹的权力行为,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行人权、法治,民主和多党制过程中的一部分考虑。但这些价值观可不仅仅是西方利益的遮羞布;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达到那么夸张的程度。它们就是一种普世的东西;而且这一点在这个广泛全球化的时代显得更加明显。

我们无法预计亚洲——尤其是中国——将对这一整套价值观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如果“第五个现代化”为中国带来政治转型的话必将贡献良多。中国晋身成为一个全球势力的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它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来决定。

翻译:邹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