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近几年来，中国金融体系有了长足的进步。作为中国银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我目睹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转变。

2002年的时候，所有的中国大型银行都在不良贷款的泥淖中苦苦挣扎，有的银行不良贷款可以占到资产负债表的10%以上。没有一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能够达标，甚至连巴塞尔1标准都够不到。除了中国银行，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报不出任何一家中资银行的名字，而中国银行也常常被误认为是中国的中央银行。而要美联储或者英国金融服务局向中国金融当局取经更是天方夜谭。

不到十年，天翻地覆。过去的不良贷款问题已经解决，主要手段是这样的：成立新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可疑资产，然后向商业银行注入新资本。如今，报告不良贷款量仅占银行资产的1%。中国还引入了外国合作伙伴以学习银行经营技能，外资可以成为中资银行的少数股东。按目前的估值计算，四大中资银行均位列全球银行资本规模前十名。在强大资本后盾的支撑下，中资银行正在寻求海外扩张。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即使是中国，也没有灵丹妙药可以令贷给倒闭出口商的贷款起死回生。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其他原因，中国大型银行对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规模巨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经济价值颇为可疑。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不过，由于大量投机性投资是通过现金融资的，即使有杠杆，程度也相当轻，因此，即使房地产泡沫真的破裂，中国的银行比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境况也要好一些。

北京金融当局，特别是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真正的央行），在兴衰循环的早期治理方面有着骄人的记录，我认为这一次也不会例外。中国金融当局的灵活性相当大，因为可动用的政策工具很多，包括各种资本和储备要求以及对抵押贷款条件的直接管制。几个月前，北京已然开始收紧信贷增长的龙头，并收到了积极效果。

将中国金融体系的这一转变归功于外国顾问的明智忠告似乎有些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是，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外部影响着实起到了一点作用——巴塞尔1和巴塞尔2标准的刺激，北京下定了清理银行体系的决心——然而中国人目前对来自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建议仍充满了不必要的狐疑。

比如，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最近批评了亚洲监管者，但他的批评被亚洲人嗤之以鼻，根本不会去相信。美国确实应该低调一点——其自身的监管者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实在令人汗颜。生长在温室里的花朵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

最有趣的发展是，如今北京与伦敦和纽约的监管哲学和工具选择越来越趋同。在最近几乎摧毁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爆发前，伦敦和纽约监管当局一度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金融史的终点。金融条件可以用短期利率来控制，而短期利率的唯一目标（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隐含的）是消费物价通胀。

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着一经设定就不再改变的全球标准。其他方面则由市场说了算。银行自由明智地发放贷款的动力，贷款管制必然导致低效。与此相反，在中国，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都受着直接管制。事实上，大部分银行都唯央行之马首是瞻。

如今，北京的官员逐渐意识到，放任自流，让金融机构专注于做生意有着诸多好处。但他们并不耻于使用各种手段管制房地产贷款——资本和储备要求、存贷款比率，以及最低存款限制和最高杠杆限制等等。

与此同时，在发达资本市场，我们正忙于重新引入这些“宏观审慎工具”，将它们大量写入新的巴塞尔条款中。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灵活运用各种工具对应信贷过度膨胀（或资产价格泡沫）好处多多，而改变短期利率副作用太大，甚至称得上是双刃剑。升息可以浇灭抵押贷款市场热度，但也会波及经济的其他部分。

监管哲学也在趋同。前英国首相撒切尔的著名禁令——“不要和市场作对”一直是危机前英语世界的监管哲学重要部分。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从未对创造了华尔街巨富的动物精神动刀。

中国人则很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泡沫就是泡沫，承认泡沫或进行干预刺破泡沫没什么大不了的。如今，只有莎拉·佩林还在言必称撒切尔，而格林斯潘根本别想在中国式的金融青史中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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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9年初G7扩展为G20地时候，不难理解不少人担心，如此之多背景各异的参与者很难在巴塞尔委员会和其他监管事宜上达成一致。事实证明，这些人多虑了。人们早已有了关于金融监管的未来作用的广泛共识的基本元素，只要像盖特纳等人不再要求全世界按美国的说法（而不是做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