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那个巨大的国家，现在正进行着一场关于中国精神的辩论。两种强大的力量和对待外部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互相对抗。结果必然会对中国能否成功地与外部世界建立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持久关系产生巨大冲击。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革命帮助中国找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可靠的贸易强国，更有责任感的全球权力代理，甚至是令人放心的军事力量。但另一方面，中国依然为过去所困，其思维方式充满了受害意识，诱使其将内部问题归咎于外部责任。

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能否逃出这种古老的心理综合症的束缚（在整个20世纪，这种综合症使中国沉浸于感伤之中，认为自己弱小、不安全、受人羞辱，这种多愁善感削弱了中国的力量），重新看待整个世界，甚至自己的宿敌，并以此来引导自己的发展？

反日游行便是这一古老综合症的症状之一。引发这些游行的怨恨产生于多年以前，那时中国确实遭到了伤害，饱受了屈辱。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世界上享有越来越受尊敬的地位，人们希望中国民众和他们的领袖能找到某种途径，放开过去死亡的记忆。但即使在“中国奇迹”的光辉让世界眼花缭乱之时，中国人好像依然不愿意放下他们受害者的阴暗情绪。

中国已经取得了种种成绩：国家统一，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全球影响日益增强。但中国领导人却未能基于这一现实，确立一种新的国家范式，而是抱住中国的旧有形象不放，依然把中国当成受害者、当成是被日本这样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瓜分的“东亚病夫”。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惨痛回忆在很多中国人的头脑之中挥之不去，就像强烈的灯光关掉以后留下的影像久久不散一样。

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是一段尤其让中国人觉得痛恨和屈辱的岁月，因为日本不是西方霸权，而是亚洲国家。此外，日本和中国一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19世纪、20世纪中国很多改革者都怪罪儒家文化，认为是这种文化严重阻碍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当然，日本确实占领过中国，犯下过难以想象的暴行，而且此后也没有进行赔款，没有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道过歉。但不管怎样，60年后，中国再旧事重提，又有什么好处呢？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冒着疏远它的风险，这值得吗？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助长和煽动民众表达对日本的愤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随时可用的有力工具。利用这种情绪，共产党领导人可以重新集结国内支持，以合法化自己的权力。同时，这些游行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的感受：这个世界是个不公平的地方，弱者总是被凌辱，被剥削，被羞辱。这种思维方式意味着，尽管城市里连绵不断的空中轮廓线，广告牌和华丽的五星级酒店诉说着中国的变化与发展，但要真正理解并珍惜其实际的成就和地位，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事实上，中国在受到攻击或侮辱时爆发出来的有组织的愤怒并不让人觉得新鲜。从1998年，美国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到美国侦察机与中国飞机在太平洋上空相撞事件，中国领导人的反应如果算不上煽动，至少也是允许了大规模的反外游行。外交部长李肇星对日本的指责也是这一综合症的体现，他说日本不为自己犯下的罪行道歉，已经“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好像他是心理部部长，而不是外交部部长一样。

当然，中国的心灵受到过创伤，希望从以前给他们带来过痛苦的人那儿获得补偿，这一点值得同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可以说多少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民众中，受到外国不平等待遇和羞辱的感觉普遍存在，毛泽东革命的感情力量大半来源于此。这种革命的狂热从来就没有完全消逝过。就如毛泽东的画像从来没有从天安门上取下来过一样，毛泽东革命的所有元素也一直存留于中国的制度、思维方式以及与世界的互动模式中。这些元素就象隐性基因一样，有时会忽然重新表达出来。

对中国人来说，受害者的角色是再熟悉不过了，甚至可以说，或许这种角色或多或少都会让人感到安慰，因为它为解释（和搪塞）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途径。但同时，这一角色也是危险的，因为其来源于中国旧有的弱点而非新的实力。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世界正在争先恐后地拜访登门中国。中国最不必做的事就是继续陷在过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