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黑文——

三月初，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批准其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这个五年规划有可能作为中国最大胆的战略举措之一而载入史册。

从本质上讲，它将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去30年来以出口及基础建设投资为导向转向以国内消费为主要驱动的增长模式。这种转变将对中国、亚洲及更广泛的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第五个五年规划为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搭建了平台，第九个五年规划则引发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浪潮，即将推出的这个五年规划将推动中国重新考虑其经济的核心价值理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四年前就为这个转变定下了基调，他第一次用“四个不”对中国经济的现状进行了评价，认为这种注重表面而掩盖了结构性矛盾的经济将导致越来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最终将不可持续。”

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表明，中国再也不能将“四个不”当作一种理论上的猜测而已了。后危机时代的特点很可能是发达国家余震不断，从而破坏中国长期以来所依赖的外部市场需求。这使得中国政府除了转向内部市场需求和迎面解决“四个不”的问题外别无选择了。

第12个五年规划将针对这一点，首次将重点放在扶持国内消费市场的三项举措上。首先，中国将开始对制造业断奶。制造业已经成为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模式的基础。虽然制造业30年来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利益，但制造业依赖于资本密集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特点使之无法吸收中国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因此，根据新的五年规划，中国将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模式上。人们希望这个规划能够提供一个大规模交易密集型产业的详细发展蓝图，这个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内运输和物流供应链、医疗保健、休闲和酒店餐饮等等。

这种转变将为中国人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当服务行业就业的人数比制造和建筑业高出35％时，中国就可以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放慢后达到其就业目标。此外，服务业消耗的资源也远远低于制造业，这为中国提供了又一个更清洁、更环保和更有希望的增长模式。

新的五年规划扶持消费市场的第二项举措是寻求提高工资。重点将放在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低的问题，他们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城市人口的30％，这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改革的措施包括促进农村地区购买力的税收政策、扩大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以技术手段为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但最大的影响无疑将来自于支持持续而快速的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的政策。自2000年以来，每年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始终保持在1500~2000万人。如果继续以这样的速度进行迁移，中国将不得不放松长期以来所建立的严格的户口或户籍登记制度，这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将工人及其福利束缚于出生地

通过推进服务业就业与强调提升农民工的工资，将对提高中国的个人收入水平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目前的个人收入只占GDP的42％，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但劳动收入的增长要超过高速增长的GDP，则需要促进中国人的个人消费。从储蓄转变为消费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这一问题构成了新的五年规划扶持消费第三项举措的主要部分，需要建立社会安全网络，以减少出于对未来的担心而增加的预防性储蓄额度。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要建立社会保障、个人养老金、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这些计划存在于纸面上，但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例如，2009年，中国的退休系统资产（包括国家社保、地方政府的退休福利计划和私营部门的养老金）总共只有2.4万亿人民币（约3640亿美元）。平均到每个中国工人身上，其终生全部退休金只有约470美元。难怪中国人的家庭出于对未来的恐惧而厉行节约了。中国新的五年规划必须立即纠正这种养老金缺乏的状况。

除了支持消费的这三大支柱政策外，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还包括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这项规划将重点放在加快发展几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生物技术、替代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直至下一代信息技术，这些也很值得关注。

但将重点放在国内消费上可能成为新的五年规划的鲜明特征。在我看来，这足以刺激中国的个人消费从从目前的谷底（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到2015年提高到占GDP的42~45％。虽然按照国际标准这一比例仍然偏低，但这样的增幅对于中国经济恢复平衡仍然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样的增幅对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将带来巨大的推动，不仅是东亚，增长乏力的欧洲和美国经济也将大受其益。事实上，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很可能引发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消费浪潮，使人们经久难忘。经历了这场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如今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吗？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向以消费为主导充满活力的经济模式转变过程中，中国将减少其储蓄盈余，这样留给如美国这类正在持续削减赤字的国家的资金额度也就将减少。中国引导了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而发达世界却拖其后退，这种不对称性可能是中国“十二五”规划所无法预测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