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北京——中国政府正在为一场盛大的北京天安门国庆游行做着大量准备，以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并纪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0周年。某天夜晚当我步行穿过天安门广场时，不禁回想起自己最初开始追随中国这场伟大历程的日子。那幅标志性，有着蒙娜丽莎般面容的毛主席画像仍然高悬在在天安门城楼之上，然而我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却无时无刻提醒着我，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太多。

就在半个世纪以前，当我于哈佛大学开始自己的中国研究生涯之时，中国还在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严密控制了起来，并得到了中国领导人对其优越性的大肆宣扬。而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则成为了阻止像我这样的学子到中国实地体验的绊脚石。

到了1975年，当时毛泽东依然在世，文化大革命的怒潮也尚未平息，而阶级斗争理论则依然吃香，整个中国既没有私人汽车，商店，也没有商业广告和私有财产，但我却终于来到了北京。而即便是我们这些前来访问的外国人——全部恭敬地身着毛式服装和帽子——都被要求定期参加“学习班”，以便用“四人帮”编写的那些无产阶级政治小册子来“净化”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而这趟中国之行最终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成为我后来衡量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变化的基准。

而后，在邓小平开始鼓励个人奋斗的几十年中——这都在类似“致富光荣”的口号体现出来——我怀着疑惑和惊讶之心，看着中国的私有经济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余烬中腾空而起。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西方的市场经济主义者们都沐浴在一种复仇的快感之中。在他们眼里，中国领导人也有恍然大悟的时候，而他们不也得转而求助于资本主义这个他们曾经如此激烈诟病的“邪恶之神”么？

在这个带有“历史终结”意义的交接点之上，“社会主义”要么失败，要么倒向了其对立面，而这也鼓励了许多美国政治说客去规劝中国不但要实行资本主义，还要采用民主制度——敦促中国领导人不仅放弃他们对国家经济的控制，更要放开整个政治体制。

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对这种政治传教予以坚决抵制，尤其是在1989年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他们痛斥西方“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并反而更加坚持其列宁式一党专政的统治方式。而中国那种充满活力，更现代也更全球化的经济与其缺乏透明度的一党执政体制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也日益加深，在许多西方专家看来，这种矛盾对立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走向危机。谁知最后陷入经济下滑的，却是美国和西方。

当乔治·布什灾难性的8年任期过去之后，巴拉克·奥巴马正式入主白宫，有一段时间美国仿佛有能力遏制住下滑的颓势。然而令人生厌的事情却接着发生了：奥巴马陷入了美国民主最黑暗的旋涡之中：那些倾向于共和党的州所具有的地方主义以及狭隘无知，严重的保守主义，共和党对国会议事进程的故意阻挠，甚至还有民主党内的不同政见。

在党争之下，美国国会已经陷于瘫痪。由于显然缺乏一个精神中枢系统，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机能紊乱的肌体，连普通的国家利益都无法实现，在维护国际利益方面更是乏善可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出色的领导者即便拥有一群精明强干的幕僚和充满希望的政策，也无法实施他的雄图大略。

而正当西方政府在修复破产经济方面日益陷入困境时，中国却已然规划出一整套崭新而周全的政策措施，用大胆的决策应对一个接一个严峻的问题，稳步前进。在成功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领导人展开了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基础建设计划，非常成功地执行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并迈向绿色科技，可再生能源与节能领域的前列——而这些领域则注定是全球经济的新一代增长点。

简而言之，当西方陷入瘫痪之时，中国却在能源、资金、计划和领导层的共同作用下活跃起来，并进一步向前发展。

当我信步穿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那个矛盾一直在冲击着我的思绪：民主资本主义这个曾经被西方世界如此热切信任和拥护的体系现在似乎辜负了我们。而与此同时，长期遭到我们指摘的独裁统治和计划经济却似乎令中国大受裨益。

而令人在理性和政治上都极其不安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西方社会不能够尽快速纠正其政府体系中的错误，那么就只有中国这类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才有能力做出一个国家所需的选择，从而在当今高速发展，高科技并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当中更好的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