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国的成功建立在适应性战略和政策基础之上。在各个问题得到解决之际，新的问题涌现，为此必须设计出新的政策和战略。这一进程包括社会创新。中国认识到它根本无法照搬在其他国家奏效的经济制度；至少，在他处成功的东西不得不适应到中国独有的问题。

今天，中国正在讨论一个“新的经济模式”。当然，旧的经济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过去30年中年均增长率为10%，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些变化不仅在统计数据上是明显的，而且即使在全国各地人们的脸上也更为如此。

我最近访问了中国最为贫困省份之一的贵州省的偏僻村落东村。这个村子距离最近的马路也有好几英里，但是它通了电，不仅有电视，还有互联网。不仅移居到沿海城市的家里人汇款让他们的收入提高，而且农民自己也日子好过了。他们有了新的庄稼和更好的种子。政府贷款出售保证发芽率的高等级种子。

中国知道，要想持续增长，它就必须改变。在每个层面上，大家都知道环境的限制，并且认识到现在美国接受的资源密集型的消费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口移居到城市，就必须让这些城市宜居。这就要求认真的规划，包括公交系统和公园。

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正在试图摆脱它和其他亚洲国家一直所实行的出口带动型增长战略。这一战略支持了技术转移，帮助弥补知识差距并且快速提高了制成品的质量。出口带动型增长意味着中国可以在不必担心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发展经济。

但是全球性的反弹已经发生。甚至是看起来致力于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也不喜欢在制造业上被击垮，而且时常大为发起“不公平竞争”的指控。更加重要的是，即使各国市场在许多方面都并不完全饱和，维持两位数的出口增长是困难的。

因此就必须予以改变。中国一直在搞所谓的“卖方融资”，也就是提供资金资助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让美国人进口更多的产品，其数量大于其出口。但是这却是一项离奇的安排，那就是说，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在帮助资助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最富有的人减税。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巨大的需求表明在消费和投资上还有巨大的扩张空间。

实际上，中国为了迎接重组经济、从出口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中转移开来的挑战，就必须刺激消费。中国的储蓄率超过40%，当世界各地努力提高储蓄之时，中国却在尽力让人们更多地消费。

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公共医疗、教育以及全民退休养老规划)将会减少“预防性”储蓄的需要。给中小企业更多的融资机会也将会有所帮助。而对类似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绿色税收“将会改变消费模式，与此同时还可以抑制能源密集型的出口。

在中国从出口带动型增长中转移之际，它就得要在其不断增长的企业界中寻找新的能动资源，这就要求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创新体系。中国多年来一直在高等教育和科技上投入巨资，现在，它正在努力建立世界水平的院所。

但是，如果中国想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体系，它就应该抵制西方国家要求采纳不平衡的知识产权法规的压力。相反，中国应该实施一种“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由于知识本身是知识生产中最为重要的投入，规划不良的知识产权制度会阻碍创新。美国在某些领域中就是这样。

西方的技术创新对减少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关注得太少，而对节省劳力关注太多，中国又劳力充足。所以，中国将其科技力量集中到使用较少资源的新技术上来是有道理的。但是，建立一个确保知识进步得到广泛应用的创新体系(包括知识产权体系)是重要的。这就会要求创新型的措施。这些措施与建立在私有化和知识垄断基础之上的知识产权体系大为不同，与这一体制随之而来的是奇高的价格和利益受到限制。

太多的人认为经济学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成功是以世界其他地方为代价的。是的，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对西方构成挑战。竞争将会迫使某些人更为努力工作，更为具有效率，要么接受更低的利润。

但是经济学的确是一个正和游戏。不断繁荣的中国不仅增加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而且，尽管近年来石油价格大幅度上升，它还提供了保持西方低物价的产品。这一压低价格的压力让西方的中央银行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巩固了高就业率和经济增长。

我们都应当期盼中国新的经济模式取得成功。果真这样，我们大家都会大有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