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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风险增加

北京—如果一切顺利,中国将于2021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当前美元价值衡量,如果用实际值衡量,超越美国将更快)。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低端高收入国家的现有水平。但是,尽管中国经济前进势头迅猛,但在未来十年仍面临着一些不利的风险。

最紧迫的风险是欧洲的持续停滞甚至衰退。在过去十年中,出口增长为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贡献了大约三分之一,而在中国的出口中,又有三分之一去向了欧盟。如果欧洲的状况持续不振,中国的增长也将被拉后退。

过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房地产调控政策,将增加减速风险,目前,在政府严厉措施的作用下,全国房价都呈现出下降态势。事实上,中国的情况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颇为相似。在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中,中国一直在与通胀作斗争,准备着实现软着陆。但危机与紧缩政策一起导致中国在数年内出现了通缩和增长大减速。

如今,放眼中期,中国政府必须面对其过度干预经济所造成的问题。最新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国有企业改革不力是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障碍。但这本身只是一个症状,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着经济活动。

中国政府直接控制着GDP的25—30%,此外还掌握着大部分金融资源。近年来,三分之一以上的银行贷款流向了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大部分是由政府实体建设的。事实上,政府已认识到了基础设施投资过的问题,目前已中止了几项已经开工的高铁项目。但政府投资过度的问题仍然存在,数不尽的工业园和高新开发区就是明证。

中国的投资狂热不禁让人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是,高铁延伸到了日本的每个角落,偏远地区也没有落下。如今,多条线路都必须仰仗政府补贴过活。尽管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质量,但这是以压抑国内消费为代价实现的。

基础设施投资难免要受边际回报递减规律的束缚,但消费增长是没有极限的。因此,压抑消费会拖累未来增长,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67%下降到了最近几年的不到50%,其中大部分可以用政府政策所导致的扭曲来解释。

中国政府是生产导向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维持GDP的高增长率。但坏处同样明显,其中之一是收入不平等性的持续恶化。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50(100代表最大程度的不平等),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四分之一国家行列。

或许问题并不在于不平等性本身,而在于其后果,比如人力资本的分化。在中国,教育的回报是上升的,但获得教育的难易程度正在社会和人口结构中呈现两极分化。城市的教育状况在改善,但农村的孩子面临着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因为优秀教师都跑到城市里去了。此外,由于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的存在,教育对农村家庭来说显得更加昂贵。

结果,大部分农村孩子开始工作时没有大学文凭。在中国的1.4亿农民工中,80%只接受过9年甚至更少的正式教育,远低于高收入国家标准。

中国官员似乎有意减弱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但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包括但不限于)补贴生产商、优待资本密集型产业、维持效率极低的金融部门等——在加剧这一问题。但令人振奋的经济信号还是存在的。中国政府刚刚宣布了户籍政策新规。除大城市外,你只要在一地居住满三年,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将户籍迁入。这一政策大大有助于农民工,因为它保障了孩子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但是,要彻底转变政府的扭曲性行为就必须采取更加迅猛的政治变革。户籍改革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增加了农民工在所在社区的政治权利。中国有着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参与政治将迫使地方政府更加关心普通人民的需求。而我们希望,低级政府对群众要求的相应最终会传递到最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