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突然决定将人民币（元）升值2.1%，并终止与美元的联系机制是对几个月来美方不断施压的回应。但这一次价值调整很可能是一次性的，而且人民币（汇率）也可能并不是要实行真正的自由浮动，因为稳定的货币对中国仍然是非常有利的。

的确，因最优货币区研究而被认为奠定了欧元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家蒙代尔坚持认为，作为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应该维持固定汇率制。的确，许多观察家都将1985年广场协议以前日本奉行的汇率制度作为典范，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汇率制度引起的挑战性问题远比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遇到的要多。

联系汇率显然是东亚经济腾飞不可或缺的要素，这样的制度符合该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但是固定汇率的有效性取决于出口的发展对国内工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如果贸易的增长推动了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增长，则固定汇率不会给对外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因为进口需求也在上涨。

在这样的情况下，汇率的调整不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例如，日本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呼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有序升值”的广场协议就是高国民收入的自然结果。这也是日本接受汇率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中国目前的情况却大不相同。调整汇率的压力产生的时期人均国民收入仅有1000美元，而非1万到1.5万美元，因此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期，达到日本当年允许调整日元汇率时达到的阶段。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其他经济起飞初期的东亚经济体不同，中国过去十年内出口的增长与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发展没有紧密联系，出口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有4.6万家外资企业，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加工贸易部门，从而提高了出口产品的进口密集性，割断了对外贸易部门与国内工业的联系。

因高密度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受益的地区成了最富裕的地区，这种情况扩大了地区间的差距，特别是东西部之间。仅仅用相对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水平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是不现实的。

诚然，中国积累了大量的收支顺差，说明人民币的价值被大大地低估了。但是顺差仅仅掩盖了中国国内经济部门和较贫穷地区的结构问题。如果把外资企业的出口从总贸易量中减去，顺差就没有了，因为商品贸易的总差额和服务业的贸易差额普遍出现逆差。

简而言之，因FDI的绝对优势而与中国经济其他部门脱节的出口部门是造成人民币价值被低估这样一种错觉的原因。尽管出口的增长十分巨大，目前已达到中国GDP的70%，但对其他的经济部门并没有产生推动作用，因为出口仅限于外资的加工贸易企业。如果出口的增长不是限于这样的企业，那么国内经济规模十分庞大的中国决不可能积累起如此巨大的对外顺差。

只要亚洲一直用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这样的政策将继续给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中国维持人民币价值稳定的愿望将继续给贸易和经济的发展提供极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