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重新缔造奥运会后，奥林匹克就一直受到政治化的困扰。首届奥运会于1896年在雅典举办，目的是为让仍然占据希腊北部的土耳其人感到难堪。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庆祝了纳粹思想的胜利。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则开启了南韩的民主化之门。

今年夏天北京奥运会的政治色彩丝毫未减，但它会步柏林还是汉城的后尘？它将标志着独裁政权的神化还是其寿终正寝的开始？

许多乐观的中国观察家常常因与共产党政权的亲密关系而缄口不言，而把赌注押在了从专制向开放社会的温和过渡。但最近发生的事件并不支持如此善意的说明。从年初开始，镇压人权积极分子、律师和博客写手的力度要比过去严厉得多。

遭受牢狱之灾甚至更为可怕厄运的持不同政见民主人士的确切数量并不为人所知。没有办法为不为人知的受害者伸张正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被判处死刑或者枪决。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未经审判就被送往“改造中心”。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就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中国民主运动的两位代表人物身上：他们是胡佳和陈光诚。

去年12月27日，20名武装警察极度野蛮地在胡佳的妻子和两个月大的孩子面前逮捕了胡佳，就好像他真有能力发起像样的反抗。但胡佳不过是个34岁、身材瘦小的年轻人，而且还患有严重的肝病。不仅如此，他还是非暴力运动虔诚的信徒，达赖喇嘛和圣雄甘地的崇拜者，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竭尽全力来绑架——没有别的词汇能更确切地形容所发生的事情——这样一个弱小的敌人？中共谴责他“进行颠覆”，可他却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没有领导反革命队伍，也没有推翻党的领导。

胡佳的政治活动相比之下要温和得多。2000年，当他得知成千上万名河南农民在卖血给当地血头后身患艾滋病而在死亡线上挣扎时，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学业。自从这场传染病爆发以后，他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在河南被厄运所笼罩的村庄里分发药物，为患者和家属提供精神上的安慰。

胡佳的慈善行为并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协助，而当地政府在这场灾难中负有一定的责任。不仅如此，由于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被明文禁止，胡佳只能单独采取行动。事实上，如果他建立了任何形式的组织来支持自己的慈善活动，他就是在犯法。

但河南受害者触目惊心的悲剧使胡佳了解到中国人权的匮乏是导致如此悲剧的原因。于是他创办了一家网站，希望能为与他有同样忧虑的中国学者提供一个聊天之所。这家网站也曾报导过陈光诚的命运，现在已经被政府关闭。

陈是位盲人农民和自学成才的律师，曾在2005年就他的家乡临沂绑架3000名妇女的行为提出抗议。这些妇女被强制绝育或被迫堕胎，目的是稳定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由于这种极端暴力违反了中国法律，陈向中央政府进行请愿——这是在中国唯一得到法律认可的抗议形式。由一小撮律师陪同在北京请愿期间，陈被控在北京拥堵的马路上破坏交通，并被判处四年徒刑。

为什么植根于中国道德传统的如此温和的行动会招致如此激烈的镇压？胡和陈显然都很遵守法律。他们并没有要求革命。没错，他们向报导自己行为的外国记者陈述了情况，但这样的接触并没有违犯法律。

但共产党却摆脱不了苏联前车之鉴的困扰。绝不允许中国的沙卡洛夫或索尔仁尼琴来玷污党的“丰功伟绩”。胡佳和陈光诚被投入监狱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在党的控制范围之外，中国不可能开始任何民主进程。

当中国领导人在官方声明中提及民主时，他们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的民主。公民社会的任何民主化努力都将因此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中国显然并未走上西方式民主的道路，而且只要党有能力阻止，经济发展就不会是自由社会的前奏。政府真正的目的是创造西方民主的替代品：缔造一种在共产党精英监护之下的一种文明的专制。按照中共的设计，中国将借助奥运会来进行这种替代模式的宣传。

这种模式的合理性究竟有多大？中共6000万党员几乎都是男性城市居民，他们可能会赞成这样的民主模式，还有2亿多分享快速经济增长利益的中国公民也许也会赞同。但10亿极端贫困（3亿人每天还挣不到1美元）并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的国民将怎样看待这样的文明专制？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