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黑文——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碎片化历史的国家，中国正被一种新的联系工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结在了一起。该国的网络社区正急速扩大，不但深刻影响了整个经济，还对社会行为模式和政治体制造成了冲击。这是一个无法被赶回神灯的幽灵：一旦联通起来，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这条转型之路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根据世界互联网统计中心（Internet World Stats）的数字，中国的网民数量自2006年以来已经翻了三倍有多，并于2011年中期达到4.85亿人。此外中国面向互联性的狂飙还远未停止：在2011年中期，13亿中国人中只有36%能够上网——这个数字相比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地高达80%的渗透率来说还是偏低。

事实上，随着互联成本大幅下降——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预计将在2013年超过个人电脑用户——还有城市化以及人均收入大幅上升，中国的互联网渗透率将在2015年越过50%的门槛就毫不意外了，而因此增加的人数相当于美国当前所有网民数量的3/4。

中国那些不常使用互联网的人数也是如此。正如网络理论家克莱·舍奇（Clay Shirky）所说，社会具有开启基于网络行为“认知过剩”现象的强烈嗜好，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调查数据也与该理论不谋而合：中国网民平均每天上网近2.6个小时，比15~49岁中国人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还多出整整一个小时。

中国使用最为频密的微博（或者是社会网络）估计在2011年年末达到2.7亿的用户量，而且还拥有极大的上升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0%的互联网用户也在使用某种形式的微博，也是当前网络增长最快的部分。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55%。

当对中国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被数字所迷惑，尤其是其庞大的基数。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则着眼于互联性，而不仅仅是其规模。

其中一个关键的含义就是互联网在中国消费社会的崛起中可能扮演某种重要角色的潜力——而消费社会恰恰是长期不平衡的中国经济所急需的重要架构。随着互联性而生的则是一种关于消费习惯，品味和品牌的国家意识——这也是任何消费文化所必备的特质。

消费占中国GDP的比例还不够35%，在世界几大国之间是最低的。而不断增加的中国互联网使用量将极大有利于最近推行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的消费促进方略。

互联网同样也能实现更自由也更开放的沟通，阶层流动，透明和迅速的信息传播，还有毫无疑问的一点：个人主义。中国的领导层也逐渐认识到不断加剧的贫富不均现象可能阻碍他们所谓“和谐社会”的发展。而网上互联则可成为一个帮助中国团结起来并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

最后，互联网也有成为政治变革工具的潜力。这是所有反思过去年“阿拉伯之春”的国家都认真考虑的问题，而网络所赋予的动员性也确实对许多国家（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的变革有所助力。

虽然中国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改革常常被视为现代中国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从1970年代末魏京生所说的“第五次现代化”到最近国家总理温家宝的讲话都有涉及——但所取得的进展却极为有限。那么随着中国拥抱互联网，变革也会因此而生吗？

政治稳定的实现需要领导力，可靠性和责任心，中国也毫不例外。该国迅速扩大的互联网社区使得民众对重大区域性事件的关注度迅速提升。而这一点在2008年四川地震，2009年新疆暴乱和2011年温州高铁等事件中则显得尤其突出。

正如阿拉伯之春所显示的那样，互联网能将本地事件迅速转化为全国性的爆点——将新的互联性转化成引发政治不稳定和混乱的潜在源头。但这些个案仅仅发生在那些由不受民众拥戴的独裁政权统治的国家。

相比之下，中国领导层所获得的公众支持看上去更高。他们对最近在四川，新疆和温州等事件所作出的迅速直接反映说明了这一点。面对网上喷涌而出的关注之声，党的高级领导人——尤其是总理温家宝——迅速做出了国家层面的感人回应，并起到了极大作用。

但上述一切也无法掩盖中国互联网爆炸过程中的阴暗面——也就是对个人自由表达权利的广泛审查和限制。中国的“天网”团队（据说人数超过3万人）是全世界最大的网络警察力量。

此外，虽然中国不是唯一进行网络审查的国家，该国许多大型门户网站的自我审查也强化了官方的监管和盯梢。最近对微博作者的监管——尤其是禁止那些使用化名且无法追查的人登录——也令人更加关注的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当然，这类管制在双方面都起到了作用——既限制了个人表达的自由，也遏制了某些在网上的恶意造谣抹黑行为。

但不管是否存在网络过滤行为，一个长期碎片化的中国如今拥有了一个切实存在并迅速扩张的网络。而这个网络的力量——尤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都被关注的情况下——将难以预测。但互联性为现代中国的凝聚力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而这也只会加速其超常规发展的速度。